過目不忘的人真的存在嗎？

© Genetic Literacy Project

1929年4月的一天，莫斯科一家報紙的編輯正在分配任務，這時，他注意到手下的一名記者沒做任何筆記。編輯把記者拉到一邊問他，結果這位所羅門·舍雷舍夫斯基（Solomon Shereshevsky）表示自己從來不記筆記，因為他有著完美的記憶力。

隨即，在編輯開始質疑之前，舍雷舍夫斯基把整場會議的每個細節都複述了一遍。編輯感到很驚訝，察覺到這會是個好故事，於是建議舍雷舍夫斯基用科學的方法測量一下他的記憶力。

幾天後，舍雷舍夫斯基準時出現在共產主義教育學院（Academy of Communist Education），在那裡他被介紹給了前途無量的神經學家亞歷山大·魯利亞（Alexander Luria）。在接下來的15年裡，魯利亞讓舍雷舍夫斯基 （魯利亞在著作中只稱他為“S”） 完成一系列越來越複雜的記憶任務，而他的被試幾乎輕而易舉地完成了所有的任務。

無 論魯利亞扔給舍雷舍夫斯基的是什麼——長長的數字串或矩陣，冗長的演講，甚至是他既不會讀也不會說的外語的詩歌，他都能在短短几分鐘內完美地記住。

所羅門·舍雷舍夫斯基（1886-1958）。© The Genius of Autism Wiki

更令人吃驚的是，他似乎能夠永遠地記住這些資訊；多年以後，他仍然能夠背出魯利亞曾讓他記憶的一串數字——正著倒著都行。 魯利亞於1968年發表了關於舍雷舍夫斯基的經典案例研究《記憶大師的心靈》（ The Mind of a Mnemonist ），他在其中寫道：

“我不得不承認，他的記憶能力沒有明顯的極限。”

像拍照一樣清晰準確地記住資訊的能力通常被稱為 照相式記憶 （photographic memory）或 遺覺記憶 （eidetic memory）， 在談起這個概念時，所羅門·舍雷舍夫斯基的案例便是最著名、最常被引用的例子之一。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010945213001354）

尼古拉·特斯拉（1856-1943）。© Stefano Bianchetti/Corbis

縱觀歷史，從科學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到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到作家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再到菲律賓獨裁者費迪南德·馬科斯（Ferdinand Marcos）甚至是演員T先生（Mr. T），許多人都聲稱自己擁有這種非凡的天賦——通常是能夠即時記住大量文字。

（teslauniverse.com/nikola-tesla/articles/miracle-mind-nikola-tesla）

然而，儘管照相式記憶的概念在流行文化中廣為流傳，這種現象的科學現實卻與人們通常所描述的截然不同。 事實上，對於大多數心理學家和神經學家來說，它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照相式記憶和遺覺記憶這兩個術語經常被互換使用，但它們實際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 根據艾默理大學心理學教授斯科特·利林菲爾德（Scott Lilienfeld）的說法，“遺覺記憶”一詞源於希臘語的“eidos” （意為“可見之形”） ，指的是一個人能夠：

“……在他們的腦海中記下一個極其清晰的 視覺形象 ，以至於他們可以完美地或近乎完美地將它描述出來……正如我們可以以近乎完美的準確度描述我們眼前的一幅畫的細節。”

哈伯測試兒童遺覺記憶用的一張圖。© ZME Science

拉爾夫·諾曼·哈伯（Ralph Norman Haber）是該領域的權威專家，他認為這種能力幾乎只存在於6-10歲的兒童身上，而且在這一人群中也只佔很小的比例。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進行的一系列實驗中， 哈伯得出結論稱，大約2%-10%的小學適齡兒童具有在視野中保持清晰後像的能力。然而，這些後像通常會在一兩分鐘內從視野中消失，而且很難說是“照相式記憶”一詞所意味著的超精確記錄。

（journals.sagepub.com/doi/10.2466/pms.1964.19.1.131）

事實上，這些孩子準確描述遺覺影象的能力並不比純粹憑記憶描述同一畫面的孩子更佳， 這表明，這一過程和其他所有記憶一樣是重構式的，更像是畫一幅畫而不是拍一張照片。

鑑於這種能力總是在12歲時消失，哈伯認為，在缺乏複雜的語言技能的情況下，幼兒更多地依賴視覺形象進行記憶處理。隨著孩子們學會用進行自我表達和更抽象地思考，他們對視覺記憶的依賴也就越來越少。事實上，人們從來沒有在成年人身上發現過遺覺記憶——也許只有一個例外。

1970年，哈佛大學心理學家查爾斯·斯特羅梅耶（Charles Stromeyer）發表了一項名為《一名成人遺覺記憶者》（An Adult Eidetiker）的研究，該研究圍繞一位名叫“伊麗莎白”（Elizabeth）的哈佛學生展開，斯特羅梅耶聲稱這名學生擁有真正的遺覺記憶。

（labs.la.utexas.edu/gilden/files/2016/04/Stromeyer.pdf）

© HubPages

為了測試她的能力，斯特羅梅耶構建了一系列合成立體圖，這些立體圖單獨看起來像是隨機的黑點圖案，但是當它們疊加在一起就會形成特定的影象，比如一個十字或是字母表中的某個字母。伊麗莎白被要求用一隻眼睛看立體圖的一半，另一隻眼睛看另一半，然後在腦海中組合影象並說出她看見了什麼。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即使給她看的是由一萬個、十萬個甚至一百萬個點所組成的圖案，伊麗莎白也能輕易地將它們疊加起來，描述出最終的影象——不管兩次觀看之間隔了多長時間。 施特羅梅耶甚至設計了一系列的立體圖，當它們以不同的組合疊加時，就會生成不同的影象。再一次地，伊麗莎白能夠在腦海中回憶起任意兩張圖案，並隨心所欲地將它們結合在一起——這在常規的人類記憶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然而，儘管這些非凡的壯舉似乎為成人遺覺記憶的存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但之後出現了一個足以拍成肥皂劇的轉折： 斯特羅梅耶與他的實驗物件結了婚，而伊麗莎白拒絕參加任何進一步的實驗。

在接下來的數年中，科學界對斯特羅梅耶的研究方法的有效性產生了懷疑，一些人推測，鑑於研究者和研究物件之間存在不同尋常的親密關係，伊麗莎白可能可以輕易地提前看到疊加影象，或者無意中聽到斯特羅梅耶談及它們。1979年，出於對斯特羅梅耶說法的懷疑，研究人員約翰·梅里特（John Merritt）在美國各地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系列立體點圖記憶測試，希望有同樣能力的人能站出來。

約翰· 梅里特採用隨機小點的記憶測試。©  HubPages

據估計有100萬人參加了測試並給梅里特寫了信，其中只有30人正確地回答了問題。但是當梅里特前往其中15位調查物件的家中拜訪時，沒有人能夠復現伊麗莎白的壯舉。從那時起，沒有人能夠在實驗室條件下展示出真正的遺覺記憶，這使得心理學界的大部分人得出結論：至少在成年人中，這種能力根本不存在。

但是當大多數人想到“照相式記憶”時，他們所指的往往是類似所羅門·舍雷舍夫斯基的能力——也就是立刻、完全精確地記住大量文字或完整對話的能力。 但是再一次地，現實與大多數人想象的大不相同，那些有幸 （在很多例子中是不幸地） 擁有驚人記憶力的人主要分屬三個類別。

擁有驚人記憶力的 金·皮克（1951-2009）。 © The Independent

首先是所謂的“傑出學者症”患者（exceptional savants），其中最著名的也許是已故的金·皮克（Kim Peek），他是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在1988年的電影《雨人》（Rain Man）中所飾角色雷蒙·巴位元（Raymond Babbitt）的靈感來源。 2009年，58歲的皮克去世時，已經記住了超過12000本書籍的內容，他每讀一頁只需8-12秒。

威爾特希爾乘坐直升機觀看紐約30分鐘後，就能憑藉驚人的記憶畫出該城市的細節。© memoryOS

其他著名的記憶學者還包括藝術家斯蒂芬·威爾特希爾（Stephen Wiltshire），他可以在乘坐直升機短暫飛行後描繪出超精確的城市景觀；還有音樂家德里克·帕拉維奇尼（Derek Paravicini），他只聽一次就能演奏任何一支音樂。

但是對於這些人來說，驚人的記憶力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因為所有的“學者”都患有某種形式的自閉症或其他智力或社交障礙。 因此，他們的驚人能力通常侷限於一個單一的、極其具體的領域，而其他的技能則會被削弱。

患有自閉症的音樂天才 德里克·帕拉維奇尼。© Orchestra of St John's

例如，金·皮克的運動和認知能力極差，大多數日常事務都需要父親的幫助，而斯蒂芬·威爾特希爾則很容易在自己精確記憶的城市中迷路。在大多數情況下，超凡的 語義記憶 （semantic memory，即記住事實和數字的能力） 似乎是以 情景記憶 （episodic memory）為代價的，後者就是我們以敘事方式記住生活中日常事件的能力。

比如，有一位化名J.S.的自閉症學者實際上沒有情景記憶，無法回憶起任何一天的大致輪廓。因此，他不得不對事實死記硬背，往往需要記住整段談話來提取其最基本的意義。

這表明，我們忘記無關細節、概括資訊的能力遠非限制我們潛力的缺陷，而是我們能夠順利地行走於周圍世界的關鍵。 此外，學者們的驚人記憶也遠非“照相式的”，即使是斯蒂芬·威爾特希爾的素描也並非100%準確。儘管他天賦異稟，他的記憶仍然和其他人一樣是 重構式 的。

第二類通常被認為具有照相式記憶的人群患有一種名為“超憶症”（hyperthymesia）的罕見疾病。患有這種疾病的人具有超常的自傳性記憶，幾乎可以記住生命中每一天裡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比如當天的天氣、新聞或電視上的內容，或是早餐吃了什麼。

超憶症患者吉爾·普萊斯。© Metro

例如，當已知的第一例超憶症患者吉爾·普萊斯（Jill Price）被問及1977年8月16日發生了什麼事時，她不僅立即回憶起了貓王埃爾維斯·普萊斯利（Elvis Presley）的死訊，還有加州某項稅收提案的通過，以及芝加哥的一起飛機墜毀事故。她甚至還記得采訪她的研究員詹姆斯·麥高夫（James McGaugh）去德國旅行的日子——連麥高夫本人都忘了這個日期。 全球確診超憶症的患者只有不到30人，但是就像其他所謂的照相式記憶的案例一樣，這種症狀的真實情況並不像一眼看上去的那樣。

（www.npr.org/2008/05/19/90596530/blessed-and-cursed-by-an-extraordinary-memory）

一方面， 超憶症患者在記住某一天的細節這件事上其實並不比其他人更擅長，只是他們記住了就不會忘記。 因此，對於超憶症患者來說，他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感覺像是昨天。 儘管這看起來像是一種非常有用的能力，但對於大多數患有這種疾病的人來說， 無法忘記實際上是一個巨大的負擔 。

消極的記憶和情緒通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散，但是在超憶症患者的頭腦中，這些記憶和情緒會永遠保持新鮮、鮮明，使得他們很難維持親密的關係或者從創傷中恢復。 例如，吉爾·普萊斯的丈夫在他們結婚僅僅兩年後就去世了，這段永不褪色的創傷性記憶使她陷入了長達數年的深度抑鬱。

對於其他人來說，永不褪色的往日回憶可能會淹沒他們，使他們如同生活在過去一般。我們再一次看到，驚人的記憶力是要付出驚人代價的。

© Giphy

第三類也是最後一類擁有所謂照相式記憶的人是記憶大師（mnemonist）。大多數人在想象照相式記憶時所想到的就是這一類人：他們具有普通或高於平均水平的智力和社交能力，能夠即時記憶並毫不費力地回憶起大量的一般資訊。

但是， 與普遍的看法相反，大體而言，記憶大師並沒有任何非凡的天賦能力，而是學會了使用各種各樣的記憶技巧來幫助他們記憶資訊。這些技巧中最常見的是編碼法、位點法和思維宮殿法，它們都涉及將語義記憶與情景記憶相聯絡，大多數人都更容易用這種方式記起資訊。

用編碼法時，你需要把一段資訊和另一段你已經記住的資訊聯絡起來——例如，把數字序列1-9-4-5和二戰結束的那一年聯絡起來——而位點法和思維宮殿法則需要你把特定的單詞、數字或其他資訊固定在一個真實或虛構的空間中的位置或物體上，然後在腦海中“走過”那個空間。幾個世紀以來，記憶表演大師僅僅使用這些簡單的技巧，就以超人的記憶壯舉震驚了觀眾。

© MentalUP

對於一些人來說，習得這樣的技能需要多年的專注練習，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這種能力是自然而然的，但不管是哪一種，它們涉及的基本心理過程是相同的。 事實上，所有不涉及學者症候群或超憶症的所謂照相式記憶的案例， 最終都被證明僅僅是記憶技巧與單純的刻苦努力相結合的結果。

例如，有一群被稱為“沙斯·波拉克”（Shass Pollak）的猶太《塔木德經》學者，他們因記住了5422頁的整本《巴比倫塔木德》而聞名。據傳，他們的記憶力好到了無與倫比的地步，假如用一根針刺穿整本塔木德，他們能回憶起針刺過的每一個單詞。

但即使是這種非凡的能力， 與其說是天賦的結果，也不如說是源於純粹的頑固決心；沙斯·波拉克們對任何其他學科的記憶力並不比別人更好。 其他記憶力冠軍也是如此，比如目前的圓周率背誦記錄保持者呂超。

2009年，研究人員測試了呂超和其他幾位年齡、教育程度相同的被試的“數位跨距”——也就是對於每秒顯示一位數的一串數字，他們的記憶力如何。儘管呂超已經記住了圓周率的67000位數，他的數位跨距只有8.83，而其他人的平均跨距值是9.27。事實再一次證明，呂超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並非來自於任何的天生能力，而是源於投入和刻苦。對其他非凡人物的研究 （比如據說能記住數百萬場比賽和棋譜的國際象棋冠軍） 也都得出了類似的結果。

（pubmed.ncbi.nlm.nih.gov/22306890/）

但是，照相式記憶的招牌人物、那位非凡的所羅門·舍雷舍夫斯基又怎麼說呢？這個嘛，抱歉讓你失望了，儘管舍雷舍夫斯基有著傳奇般的能力，但他終究只是又一位記憶大師——一個天生的、才華橫溢的記憶大師，但仍舊是個記憶大師。

根據亞歷山大·魯利亞的說法，舍雷舍夫斯基學會了憑直覺和本能使用常見的記憶手段，比如位點法或思維宮殿法，他經常使用諸如莫斯科的高爾基街（Gorky Street）等熟悉地點來錨定自己的記憶。 但是他能力的真正關鍵在於一種被稱為“聯覺症”（Synaesthesia）的罕見疾病，聯覺會導致一種感官刺激引發另一種或多種感官知覺。

© Pinterest

例如，當舍雷舍夫斯基看到一種特定的顏色、字母或數字時，他也會將其感知為一個音符、一種味道、一縷氣味、一種觸感，有時四者會同時出現。這種強烈的感官聯想使他能夠更容易地將腦海中的語義記憶和情景記憶聯絡起來；在以下這個例子中，魯利亞記錄了舍雷舍夫斯基記憶一串數字的過程：

“先看數字1。這是一個驕傲、健壯的男人；2是個精力充沛的女人；3是一個憂鬱的傢伙；6是個腫了一隻腳的男人；7是個留著小鬍子的男人；8是個非常結實的女人——麻袋裡套著個麻袋。至於數字87，我看到的是一個胖女人和一個捻著鬍子的男人。”

這些聯想中可能有許多是極度具體、詳細的。例如，當舍雷舍夫斯基聽到“餐館”這個詞時，他想到的是一個入口、許多顧客、一支羅馬尼亞管絃樂隊開始為他們演奏，等等。類似地，意第緒語中的“蟑螂”一詞讓他聯想到金屬夜壺上的凹痕、黑麵包皮，以及“一盞燈投射出的、無法驅散房間裡所有黑暗的光線”。

© Leigh Guldig

但是，你現在可能已經猜到了，這種非凡的能力並非沒有缺點，對於舍雷舍夫斯基來說，他的天賦時常成為一個可怕的負擔。例如， 舍雷舍夫斯基被迫避開某些行動，比如在早餐時讀報紙，因為印刷文字讓他“嚐到”的味道與食物的味道相沖突。其他感官知覺甚至更令他煩擾， 比如在下面的事件中：

“有一次我去買冰淇淋。我走到小販面前，問她有什麼樣的冰淇淋。“水果冰淇淋。”她說。 但是她回答的語氣讓一大堆煤炭——一大堆黑色的煤渣——從她的嘴裡噴了出來。 在她這樣回答之後，我實在沒法買任何冰淇淋了。”

古怪的是， 舍雷舍夫斯基在記憶那些含義不同於其字面意思的資訊時有困難，記人臉也有難度，他認為人臉是“非常易變的”。但也許最大的負擔在於他無法忘記任何事。 舍雷舍夫斯基為了忘卻不想要的記憶，會絕望地把它們寫在紙片上燒掉，但這種方法很少起效。很快，無情的記憶洪流變得勢不可擋，在編輯的建議下，舍雷舍夫斯基放棄了新聞工作，轉而成為一名專業的記憶大師，在觀眾面前現場表演他非凡的記憶壯舉。

但是，事實最終證明，這也難以令舍雷舍夫斯基舒心，他很快放棄這一職業，淡出了人們的視線。據說，他之後成為了一名計程車司機，並於1958年因酗酒相關的併發症逝世。

馬文·明斯基（1927-2016）。© The New York Times

所有的這些例子都證明，照相式記憶，用認知心理學家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的話來說，是心理學中“毫無根據的偉大神話”， 它在流行文化中隨處可見，但在現實世界中卻無處可尋：

“我們經常聽說那些擁有‘照相式記憶’能力的人能夠在幾秒鐘內快速記住一張複雜圖片的每個細節或是一整頁文字。據我所知，所有的這些故事都是毫無根據的神話，只有專業魔術師或江湖騙子才能做到這些事。”

（www.simonandschuster.com/books/Society-Of-Mind/Marvin-Minsky/9780671657130）

那麼，儘管完全沒有證據能證明照相式記憶的存在，為什麼它卻一直存在於大眾的想象中呢？就像數學、音樂、體育和其他領域的任何所謂的“天賦能力”一樣，“一個人可以在不需要刻苦練習的情況下天生精通某事”這個想法本身就天然地令人信服——無數的線上調查、測驗和課程都聲稱能夠開發一個人的內在記憶潛力，這種氾濫就證明了這一點。 聲稱自己擁有照相式記憶也是對剽竊行為的一種方便而流行的辯護方式。

2006年，作家卡薇婭·維斯瓦納坦（Kaavya Viswanathan）被指控稱，她的暢銷小說《奧珀爾·梅赫塔如何尋吻、尋歡、尋人生》（ How Opal Mehta Got Kissed, Got Wild, and Got a Life ）中有多達29個段落抄襲了她的青少年文學作家同行梅根·麥卡弗蒂（Megan McCafferty）的作品。 維斯瓦納坦辯稱自己是無辜的，理由是她有照相式記憶，難以自控、無意地記住了別人的作品。

（www.outlookindia.com/website/story/how-kaavya-viswanathan-got-charged-with-plagiarism/231043）

事實上，這種現象並不是維斯瓦納坦獨有的，也和照相式記憶沒有任何關係。 無數的藝術家都曾在無意識中抄襲了其他藝術家的內容，科學家稱之為隱性記憶（cryptomnesia），甚至曾在實驗室條件下對其進行過觀察。 但不難看出維斯瓦納坦和其他藝術家為何會選擇這種辯護角度；畢竟，這是終極的謙虛式自誇：“我沒有抄襲；我只是有照相式記憶。”

文/ Gilles Messier

譯/苦山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odayifoundout.com/index.php/2022/06/is-photographic-memory-actually-a-thing/

本文基於創作共享協議（BY-NC），由苦山在利維坦釋出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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