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場抵制接吻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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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維坦按:
今天文章主人公抵制接吻的主張看似滑稽可笑,但即便放在今天,也還是有其一定的科學依據的。一項統計資料顯示,情侶接吻時會彼此交換9毫升水、0.7毫克蛋白質、0.18毫克有機化合物、0.71毫克脂肪和0.45毫克氯化鈉,當然,還有1000萬至10億數量不等的細菌 (還有研究表明,一個持續10秒左右的激吻會交換大約8000萬細菌,每天接吻至少9次的夫妻/伴侶更有可能擁有相似的口腔微生物菌群) 。嘴對嘴接觸或可傳播眾多致病微生物,其中包括感冒病毒等呼吸道病毒、單純皰疹病毒、肺結核菌、梅毒螺旋體和鏈球菌等。
(www.amjmed.com/article/S0002-9343(13)00186-1/fulltext)
(microbiomejournal.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2049-2618-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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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的吠陀梵語文獻裡認為, 接吻是吸入彼此靈魂的過程 ……這個說法我倒是覺得很動人。不過到現在,人類為何接吻也眾說紛紜——要知道,如果說接吻是一種受人類基因影響的交配行為,那麼其他許多哺乳類動物也有這類基因,但只有人類 (偶爾也包括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等人類靈長目遠親) 才會親嘴……
另外,有研究顯示,法式接吻 (舌吻) 其實並非所有國家的人都能接受。這種接吻方式可能2000多年前才出現。而且在調查的各種文化中,伴侶間喜歡接吻的不足50%。
(anthrosource.onlinelibrary.wiley.com/doi/abs/10.1111/aman.12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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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莫金·雷希廷 (Imogene Rechtin) 感到既厭惡又恐懼。那是1910年的辛辛那提,她站在一場女性社交活動的等候隊伍裡,看著女主人慢慢靠近,用落在臉頰或者嘴脣上的一個吻歡迎每一個人,而排在她之前的女性大約有“三十或四十位”。
她暗暗地想:“要是我能做些什麼讓自己不用被吻,那該多好。”
雷希廷是一位有兩個孩子的中年母親,對細菌有著深深的恐懼。很久之前,她就影響丈夫共同相信“淫亂的親吻”會帶來極大的健康風險。 在那個年代,雷希廷那個階級的女性一天之中總免不了要被親吻幾次。當時,女性朋友之間通常以互相親吻嘴脣作為問候方式,這就和今天的握手一樣稀鬆平常。這樣的辛辛那提式晚會、人們公然交換細菌的舉動,對於雷希廷來說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接下來一年半的時間裡,她發起了一場抵制親吻的全國性運動,儘管這場運動壽命十分短暫且可謂以失敗告終。
雷希廷給自己的組織取名為“世界健康組織”(World’s Health Organization),她散發反對親吻的傳單,並向捐款5美分及以上的人寄出印有“不要親吻”(Kiss Not)的徽章。她和她的數百名追隨者——大部分是女性——發起運動抗議一切形式的親吻,不管是在臥室裡的私密空間還是在親朋好友的日常聚會之上。
在一份公共宣言中,雷希廷表示: “只有大家都聯合起來,我們才有足夠的力量讓文明世界相信親吻是有害、不健康的。”
在公眾健康危機頻發、關於疾病傳播方式的觀點變動不居之時,親吻這種傳播疾病的渠道很容易避免。但是對於伊莫金·雷希廷來說不幸的是,絕大多數人並不想放棄親吻。© Meilan Solly
然而, 這場運動遭到了媒體和醫學界的諷刺和嘲笑,總的來說並未能夠改變公眾態度。但雷希廷的擔心並非全然是無稽之談。 在公眾健康危機頻發、關於疾病傳播方式的觀點變動不居之時,親吻這種傳播疾病的渠道很容易避免。
雷希廷的事蹟或多或少已被湮沒在歷史之中,直到最近才得到發掘:《社會歷史期刊》(Th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上一篇新文章重新講述了她那場命運多舛的運動。
(academic.oup.com/jsh/article-abstract/55/3/647/6248229?redirectedFrom=fulltext)
文章作者是康涅狄格大學(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社會歷史學家彼得·C·鮑德溫(Peter C. Baldwin),他在翻閱故紙堆時發現了雷希廷的事蹟。 他表示,雷希廷基本上是正確的,她基本理解了當時的醫學教給人們的知識。
1911年 “世界健康組織”的報道中,有一張 雷希廷的照片。© The Cairo Bulletin
雷希廷的反抗說明人們對於疾病的理解一直在變化。內戰之後的幾十年間,醫生和研究人員建立了一種對於病菌的初步理解,以推翻關於感染原因的過時理論如“臭氣理論”(miasma theory),這種理論將腐敗物和垃圾散發的臭氣視為感染的罪魁禍首。 專家們開始慢慢意識到,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微小的病菌:包括細菌和病毒,它們可以輕易地由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
(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medicine-and-dentistry/miasma-theory)
1910年的一幅卡通畫,畫中的女人戴著印有“不要親我”字樣的徽章。© The Lincoln Herald
南希·湯姆斯(Nancy Tomes)是紐約石溪大學(New York’s Stony Brook University)一位研究進步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歷史學家,也是《病菌的福音書:美國生活中的男人、女人和微生物》( The Gospel of Germs: Men, Women and the Microbe in American Life )一書的作者。她表示: “對細菌的發現引發了一場讓人們陷入瘋狂的運動……在世紀之交以前,諸如咳嗽、吐痰、打噴嚏、握手等日常行為都可能引發感染,任何使面板相互接觸的行為都會引發人們近乎恐慌的反應。”
在雷希廷發起此次運動之時,傷寒、霍亂、梅毒三種傳染病的大爆發仍然十分常見。肺結核這種傳染病在當時還沒有治療對策,導致了19世紀歐洲約三分之一的死亡。
19世紀前半葉,公共健康負責人希望通過集體性公民手段對抗這些傳染病,比如修建下水道、清除貧困住戶等。但是隨著病菌這種“看不見的威脅”變得越來越廣為人知,專家們開始將重心轉移到如何改變人的行為之上來,湯姆斯如是說。
一位名叫希伯特·希爾(Hibbert Hill)的公共健康官員曾於1913年這樣寫道:“舊式的公共健康工作在人們周圍尋找傳染病的來源,新式的公共健康工作則在人們自己身上發現這一來源。”
1896年,為控制肺結核病的蔓延,紐約市出臺了一項禁止吐痰的法令,違者最重可能被監禁一年之久。 在其他地方,也有醫生大聲疾呼,認為天主教共用一隻聖餐杯的行為“嚴重危害公共健康”。在學校公告板張貼的傳單上,倡導公共健康的先鋒人物如查爾斯·V·恰賓(Charles V. Chapin)等呼籲老師對孩子們進行教育,如性病的危害、刷牙的好處等。
兩位反對隨地吐痰行為的活動家愛倫·古德納夫(Allene Goodenough)(左)和海琳·詹姆斯(Helyn James)。照片攝於1900年的紐約雪城,她們正在清理人行道上的一處痰跡。© George Rinhart / Corbis via Getty Images
1901年,恰賓這樣寫道:“ 人們應該教孩子明白,他們的身體為私人所屬,保持個人衛生是一種責任,而嘴巴是用來吃飯和說話的。 ”
伴隨著這種轉變,維持公共健康的責任自然從城市政府轉移到了郊區地帶,在這裡,像雷希廷一樣的女性往往成為主導者。在性別政治理論的影響之下 (雖然這種理論已經過時) ,為人們的行為舉止設定禮儀規範這一任務便落在了女性的身上,正是由她們主導著家中的那個世界。
湯姆斯表示,在雷希廷生活的時代之前,富裕階層的女性就一直通過這種手段“走出家門”,領導類似的運動以改善社會。在1984年發表的一篇重要論文之中,歷史學家寶拉·貝克(Paula Baker)形容這些運動為“市政家務”,認為女性可以藉此“將母性的益處擴充套件到公共空間之中”。
湯姆斯還表示:“女性成為了重要的士兵,可以為男性領導者提供幫助。”她們“就像一支為進步事業奮鬥的草根軍隊”。
湯姆斯認為,雷希廷在辛辛那提自己家的客廳裡創立“世界健康組織”,其實是跟隨了一條“早有人走過的道路”,甚至連 她對於親吻的厭惡也並非“前無古人”。彼得·鮑德溫在其論文中提到,此前已有幾次運動試圖限制親吻這一舉動,只是沒有那麼狂熱罷了。
比如,有一位來自亞特蘭大的女性艾薇斯·博伊斯(Avis Boyce),曾於1907年遊歷全美,試圖阻止親吻嬰兒這一廣泛流行的行為。博伊斯曾接受《芝加哥先驅報》(Chicago Tribune)採訪,表示“我們無法對親吻進行巴氏滅菌”。然而,她也承認成年人過於“無可救藥”,很難讓他們戒除親吻行為。
艾薇斯·博伊斯於1907年刊登在報紙上的一張照片。© New-York Tribune
1908年,似乎是為了激勵未來的更多“雷希廷”們,《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甚至特意釋出了一篇報道,其中一位來自費城的醫生說她“堅定地相信, 在一代人的時間之內,一場浩浩蕩蕩的反親吻運動一定會成真 ”。
她還預測:“親吻行為很有可能將僅僅存在於下層階級,因為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已經對這種習慣的危害耳濡目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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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時期的其他健康運動比起來,雷希廷發起的這場抵制親吻的運動並非不同尋常。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數不清的健康大師、健康“福音”層出不窮,令人眼花繚亂,其中有些比“禁止親吻”還要稀奇古怪、天馬行空。
和雷希廷發起的運動一樣,很多這些運動將人類行為視作防控傳染病的關鍵,並尤其關注那些“充滿慾望的、不純潔的、過度的”衝動。 1982年,政治學家西爾維婭·特什(Sylvia Tesh)在記述公共健康史時將這種趨勢與一種廣泛流傳的觀點聯絡在一起,該觀點認為,通過“拋棄古舊狹隘的‘人工’觀念、以一種符合自然規律的態度生活”,人們就能戰勝傳染病。
全麥餅乾發明者西爾韋斯特·格雷海姆(Sylvester Graham)告誡人們,肉類和熱的食物會引發疾病,還提倡一種簡單的素食主義生活。 曾有過數十次壽命短暫的熱潮, 其中追隨者們會稱量自己的糞便,並每日灌腸以避免排洩物“毒害自身”。
(www.jstor.org/stable/30042198?seq=18)
這些運動之中的大部分都比雷希廷發起的那次要成功。 霍瑞斯·弗萊切(Horace Fletcher),人稱 “偉大的咀嚼者”(Great Masticator),他提倡把食物咀嚼至“液態”並使其沿食道自然流下。 這一建議是如此風靡,以至於產生了一個新詞“fletcherize”即“弗萊切化”,用以特別指代一種緩慢而徹底地咀嚼食物的行為。弗萊切曾這樣寫道:“永遠不要強迫自己吞下什麼東西。比起冒險把食物吞進肚子裡,還是提前把它消滅掉更加安全。”
(pubmed.ncbi.nlm.nih.gov/9693596/)
“偉大的咀嚼者”霍瑞斯·弗萊切半身照。© New-York Tribune
然而,在世紀之交所有這些稀奇古怪的健康潮流之中,雷希廷發起的反親吻運動或許是最具實際科學依據的。
鮑德溫表示,要到很久之後,人們才研究出一些常見疾病的治療方法。“因此,如果你吻了一個可能患有肺結核或梅毒的人,那會帶來很大的安全隱患。”
最終,雷希廷收穫了1000多名追隨者,其中大約有70人是新娘,她們在婚禮上佩戴“不要吻我”的徽章。但是與此同時,雷希廷也要面對來自媒體的持續壓力。
鮑德溫說:“從當時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記者們認為這場運動簡直滑稽可笑。他們覺得雷希廷說的話都是無稽之談,並大量引用她的話,認為這樣可以為自己的文章增光添彩。”
© www.self.com
在滿是滑稽漫畫的紙頁上,記者們宣稱雷希廷的運動是“冷酷的”、“冷血的”,充作插圖的漫畫則想象夫婦們在打破“絕不親吻”誓言之時感受到的歡樂。
與媒體類似,醫學界和科學界也是一片反對之聲。據鮑德溫的文字,很大一部分批評言論將“反對親吻”理論描述為不切實際、過分甚至是偏執。一位知名人物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社論,斥責雷希廷的組織是“為了消除歡愉而存在”。
這篇社論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想象這樣一個場景:月光皎潔的夜晚、一個隱匿的角落,有一對情侶無所事事地躺在晃悠悠的吊床裡。現在再想一想,如果反親吻組織介入此場景會發生什麼。” “你無法阻止人們 (親吻) 。只要鮮紅火熱的血液還在我們美國年輕人的血管中流動,無論何種嘗試都將以失敗告終。”
《舊金山呼聲報》(San Francisco Call)上對於“要親吻還是不要親吻”(to kiss or not to kiss)的討論,佔據了整整一頁版面。© Newspapers.com / The San Francisco Call
鮑德溫認為,與雷希廷同時的那些男性的反應確實過於激烈了, 在這種激烈的抗拒之後隱藏著一種不情願: 他們不情願讓女性擁有控制自己身體的權利 。 他還寫道:“女性、尤其是那些年輕女性,必須對男性抱有警惕。因為任何男性、無論是陌生人還是可以信任的好朋友,都有可能抓住她們不放並試圖親吻她們。”
鮑德溫繼續寫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通過佩戴‘不要吻我’徽章,女效能夠警告那些還未得到任何友好暗示就意圖以見面吻佔便宜的男人。當美國各大報紙紛紛對雷希廷發起的運動表示指責之時,它們其實走在一條早有人走過的道路上,即將未經女性同意的性挑逗視為無足輕重的玩笑。”
湯姆斯則指出,更早一些反對隨地吐痰的公共健康運動針對的其實是那些下層階級的男性,他們常常在富裕女性面前吐痰以吸引後者的注意。這種公然性騷擾在雷希廷那個時代很常見。
湯姆斯寫道:“然而,關於伊莫金更為有趣的一點是,她其實是在試圖拒斥與自己處於相同階級的男性。 她很努力地想要設立一道邊界,今天我們把這樣的努力叫做‘未經我的同意,請不要觸控我’。 ”
最終,雷希廷發起的運動沒能勝過她的反對者們。這場運動持續了一年半左右,之後“世界健康組織”就從歷史記錄中消失無蹤了。正如鮑德溫記述的那樣,她的運動遇到了不少問題,可以說是湮沒了。
1920年前後,女性的性政治運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貝克在1984年那篇論文中寫道:“20世紀20年代的‘新女性’擯棄了19世紀的女性氣質,轉而選擇之前被認為是‘獨屬於男性’的價值和舉止。”相似地,鮑德溫也認為“這些新時代女性和男性一樣享受性帶來的愉悅”,這使抵制親吻的運動變得危險而過時。
除此之外, 不久之後,抗生素的發明給公共健康領域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大大降低了因常見傳染病死亡的風險。 人們對於親吻可能攜帶細菌的焦慮也隨之淡化,對於灰塵和疾病也不再感到那麼緊張了。
最後,湯姆斯認為雷希廷發起的運動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它是時代的產物。有關公共健康的觀念一直在變化,從最初根據行為舉止預防傳染病,到之後的從社會角度出發應對,再到之後更加具體和實際的科學手段。湯姆斯寫道:“可以說 (雷希廷) 代表了公共健康發展史中的一個階段。”
與雷希廷同時的那些所謂“飲食專家”、“偉大的咀嚼者”雖然在那個時代遠比她耀眼,之後卻也都被“招安”。1910年,美國科學家、政治家亞伯拉罕·弗勒斯納(Abraham Flexner)成功推出規範化的醫學流程,沉重打擊了那些他所謂“招搖撞騙”的稀奇古怪的健康大師們。
(www.jstor.org/stable/44450831)
對於鮑德溫而言,雷希廷的所作所為其實是一種象徵,使我們意識到“跟隨科學的腳步”在公共健康領域有時簡直不值一提。 關於親吻帶來的健康風險,雷希廷的判斷並沒有錯。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正如一篇報道的標題所概括的那樣,親吻“實在是一種太有趣的消遣,讓我們無法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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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John Last
譯/江疑
校對/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the-woman-who-campaigned-against-the-pernicious-scourge-of-kissing-18098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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