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阮籍 3歲喪父，家境清苦，勤學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曾登廣武城，觀楚、漢古戰場，慨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當時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鬥，政局十分險惡。曹爽曾召阮籍為參軍，他託病辭官歸裡。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專朝政。司馬氏殺戮異己，被株連者很多。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傾向於曹魏皇室，對司馬氏集團懷有不滿，但同時又感到世事已不可為，於是他採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鍾會是司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問阮籍對時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辦法獲免。司馬昭本人也曾數次同他談話，試探他的政見，他總是以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來應付過去，使司馬昭不得不說“阮嗣宗至慎"。司馬昭還想與阮籍聯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無法進行。不過在有些情況下，阮籍迫於司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應酬敷衍。他接受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後做過司馬氏父子三人的從事中郎，當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後人稱之為"阮步兵"。他還被迫為司馬昭自封晉公、備九錫寫過"勸進文“因此，司馬氏對他採取容忍態度，對他放浪佯狂、違背禮法的各種行為不加追究，最後得以終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莊。這一方面是鑑於當時險惡的政治形勢，他需要採取謙退沖虛的處世態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託，另一方面也是受了當時盛行的玄學的影響。阮籍也是魏晉玄學中的重要人物。他曾寫過兩篇著名的論文《通老論》、《達莊論》。不過阮籍並非純宗道家，他對儒學也並不一概排斥，如他在《樂論》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禮作樂對於"移風易俗"的必要性，認為"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
阮籍的論說文，都是闡述其哲學觀念的，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論》、《達莊論》、《通易論》、《樂論》等。這些論說文，都是採用"答客問"的辯難式寫法，主人公則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所以讀者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為自己塑造的玄學家形象。文章注重結構上的邏輯層次，一般都首尾照應，論證逐層深入，善於作抽象的、本質的分析，體現了魏晉時期思辯方式的進步。它們的語言風格比較樸素凝重，不尚華飾，稍有駢化的痕跡。

作者：佚名
阮籍嘯臺
　　一陂春水一荒臺，魏晉風流杳難追。欲覓阮蹤成一慟，嘯聲孤起我徘徊。
這是一位遊客在阮籍嘯臺前寫下的詩句。穿過尉氏縣縣城東部的一條小巷，可以看到一汪清水陪伴著那個孤傲靈魂身影的土臺，那汪清水是尉氏人所稱的東湖。這的確有些符合阮籍的性格，也符合尉氏“嘯臺清風”之景的記載。
據記載，阮籍嘯臺原“高15丈，闊2丈，有層3楹”，在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和民國四年（1915年）曾多次重修，可惜在日寇進犯尉氏時被毀。而今，阮籍嘯臺看來更像一座土堆，或者是遺落在鬧市中的土崗，其上雜樹叢生，有遊人經常攀登的小徑。登上去，放目遠眺，陽光燦爛，東湖之上波光粼粼，令人不禁浮想聯翩，回想起阮籍的那個年代。
眾所周知，曹魏、司馬兩個政權推行的都是血腥味十足的極權統治。統治者用強硬的手段御下，製造黨錮之禍來對付士人，士人們只好以柔制剛，用喝酒、佯狂等手段與當權者作頑強而堅定的鬥爭，於是便有了風韻脫俗、才情過人的“竹林七賢”。“竹林七賢”灑脫不羈的風度讓後人景仰，而其代表人物——阮籍，更是令人為之折服。有人甚至這樣評價：魏晉時代失去了阮籍，整個時代將會黯然失色；有了阮籍，魏晉時代才能讓人神思遐往，不停追逐。
阮籍嗜烈酒、善彈琴，喝酒彈琴往往復長嘯，得意時忽忘形骸，甚至即刻睡去，可謂“我今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所謂的嘯，就是撮著嘴吹口哨。在古時候，嘯是一種音樂，有專門的樂章，可惜早已失傳。據《世說新語·棲逸》記載：阮籍吹的口哨可以傳幾百步遠。一次，阮籍去拜訪隱居在蘇門山中的孫登。他向孫登提出了很多問題，可孫登冷漠如冰，連眼珠子都不動一下。阮籍無奈，就乾脆對著孫登吹起了口哨，這下孫登開了尊口：“請再來一次。”阮籍再次長嘯，然後就下山了。到了半山腰，山谷中忽然迴盪起優美的嘯聲，原來是孫登在長嘯不已，以示與阮籍志同。受到孫登嘯聲的感染，阮籍寫出了著名的《大人先生傳》。
據瞭解，後人十分尊重阮籍，蘇軾等名人曾經登嘯臺賦詩。如今，阮籍嘯臺已成為尉氏縣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深圳建錦繡中華景觀時曾來函索要阮籍嘯臺的照片，該古蹟現已載入《中華歷代名人名勝典》。福建阮姓人士已建議在尉氏召開世界阮姓聯誼會，百餘名各界知名人士已聯合倡議舉民力重修阮籍嘯臺。可見，阮籍嘯臺的開發不僅有利於旅遊業的發展，而且可以促進尉氏乃至開封的開放和經濟發展。
阮籍墓
阮籍墓共有兩處，一為阮籍墓遺址，在河南開封市尉氏縣縣城東南15公里的小陳鄉阮莊村。清朝乾隆年間，大學士阮元曾書墓碑，碑高2．3米，寬0．65米，厚0．26米，正中鐫刻“魏關人候散騎常侍嗣宗阮君之墓”14個隸書大字，左邊鐫刻“大清嘉慶十二年欽差兵部侍郎兼河南巡撫”，右邊鐫刻“提督軍門實授浙江巡撫古尉氏阮元敬書”，下體38個字。其筆法矜持莊重，波磔分明，是尉氏縣所存隸書碑刻中最好的。墓地原來有祠宇，可惜被黃水淹沒，祠毀墓淤。1986年，阮氏族人集資建了新墳塋。
一在位於江蘇省南京市城內西南角花盝北崗21號四十三中學內，此為衣冠冢。明萬曆年間（1573-1620年）建。現有墓冢，墓碑。碑為清光緒二十四（1898年）年立。1981年經整修，下以青灰色磚砌成，上覆封土堆，通高約1.85米，呈圓錐形，底徑約5.3米。1982年列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金陵瑣志九種·鳳麓小志》：“山旁有阮步兵籍墓。明萬曆間，李昭掘得石碣，有‘晉賢阮’三字已。又得半段曰‘籍之墓’，因以為步兵葬於此。籍生長中原而埋骨江左，意者南渡之際舉族東遷，輿櫬以至與。”顧文瑗《瓦官古蹟考》名其地為阮生裡。如今在四十三中學的校園內。
廣武山
廣武山在今河南滎陽東北，山上有城，是為廣武城，城分東西，中隔一澗。為當年項羽對峙處。
據《滎澤縣誌》載，廣武山“山勢自河邊陡起，由北而南，綿亙不斷……峰巒尖秀，峭拔數十丈，朝霞暮煙，變態萬狀”。廣武山歷來為古代的交通咽喉、兵家必爭之地。
廣武山上有一條由南向東北的巨壑，歷史上稱為“廣武澗”，這裡是楚漢相爭的古戰場。公元前203年，漢軍趁項羽東擊各地之機，出兵奪取成皋，後屯兵廣武，阻楚西進。楚王項羽急忙率兵西來，亦屯兵廣武，和漢軍隔澗對壘，兩軍在此連番爭奪，相持數月，最終因楚軍缺糧，軍心渙散，加上韓信也出兵擊楚，項羽被迫與漢約和，以“鴻溝”（即“廣武澗”）為界中分天下。
阮籍登廣武山觀楚漢戰場時，嘆道“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實為登勝蹟而懷古，借古諷今！

作者：佚名
五言
阮籍是建安以來第一個全力創作五言詩的人，其《詠懷詩》把八十二首五言詩連在一起，編成一部龐大的組詩，並塑造了一個悲憤詩人的藝術形象，這本身就是一個極有意義的創舉，一個顯著的成就，在五言詩的發展史上奠定了基礎，開創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對後世作家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晉李白（《古風》）等人詩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廣泛涉及現實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內容的五言長詩，無不是對阮籍《詠懷詩》的繼承和發展。
阮籍的《詠懷詩》或隱晦寓意，或直抒心跡，表現了詩人深沉的人生悲哀，充滿濃郁的哀傷情調和生命意識，無不給人以“陶性靈，發幽思”的人生啟悟。阮籍的詩形象得展現了魏晉之際一代知識分子痛苦、抗爭、苦悶、絕望的心路歷程，具有深刻的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對五言詩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創造了抒情組詩的阮籍的《詠懷詩》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美學情調出現在中國詩壇上，當時就引起了強烈反響。阮籍之後，詩人爭先仿效其作，影響極為深廣。後人給予“憂時憫亂，興寄無端，而駿放之致，沉摯之詞，誠足以睥睨八荒，牢籠萬有”的極高評價，是當之無愧的新形式，開後代左思《詠史》組詩，陶淵明《飲酒》組詩的先河。
對曹雪芹
研究阮籍其人、其詩，難免讓人想到《紅樓夢》——阮籍的狷狂痴態、朦朧的詩篇、如履薄冰的處境以及對心理平衡的艱難追求等，都可以在《紅樓夢》中找到影子。這難道僅僅是偶然現象嗎其實，若論阮籍與《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之間的聯繫，也並非毫無緣由。
首先，曹雪芹傾慕阮籍。曹雪芹字“夢阮”（另說號“夢阮”），這“阮”應指阮籍。周汝昌先生曾指出：“‘夢阮’之一別號的背後可能暗示著曹雪芹對阮籍的夢想是並非泛泛的。”（《曹雪芹小傳》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這裡提出了很有價值的可能性。另外，曹雪芹的好友敦誠“步兵白眼向人斜”（《贈曹雪芹》）的詩句，用阮籍（世稱阮步兵）青白眼的軼事來稱讚曹雪芹不肯隨波逐流的傲世態度。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友人的贈詩揭示了曹雪芹與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境。
其次，曹氏與阮氏在歷史上有親緣關係。曹雪芹曾被比做魏武之子孫，敦誠曾寫道：“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寄懷曹雪芹》）詩中“奇氣”的評價頗為傳神，建安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了。漢魏之際，曹氏與阮氏關係密切，阮籍之父阮瑀是曹氏父子身邊的文官，父死之後，阮籍仍受曹氏的關懷。當然，曹雪芹“夢阮”不僅因為某種親緣關係，更重要的還在於阮籍是他心靈的知者、行為的楷模。
紅樓夢的影響
此外，《紅樓夢》的朦朧意境與阮籍的《詠懷》詩很相似。阮籍的詩朦朧曲折，僅“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兩句，就有三種以上的解釋,至今難以定論。《紅樓夢》書中也曾提到阮詩，黛玉教導香菱學詩時說：“你若真心要學，我這裡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讀一百首，細心揣摩透了然後再讀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裡先有了這三個人作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瑒、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這裡談到了“阮”，足見作者對阮籍的重視。不過，這段話還隱含了一個問題：中國詩史上，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從詩佛、詩聖、詩仙、陶、謝、庾、鮑、阮籍、曹丕都故意避諱，恐怕是弦外有音的。“鄴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從敦誠《挽曹雪芹》的詩句中可見，曹雪芹不僅世襲了建安曹氏的風骨，也承繼了正始詩人含蓄曲折的風格。書中象這樣閃爍其辭者不計其數，“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與其說《紅樓夢》在寫作上頗具匠心，不如說它象阮籍撲朔迷離的《詠懷》詩一樣煞費苦心。
阮籍與曹雪芹之間的諸多聯繫，增強了筆者比較研究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下面將通過四個相似點具體分析阮籍對《紅樓夢》的影響。
（一）　時人多謂痴阮籍與《紅樓夢》中的寶玉形象都有“痴”的特徵。《晉書·阮籍傳》：“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時人多謂之痴。”《紅樓夢》的篇頭詩即是“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而描繪寶玉的《西江月》詞雲：“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曹雪芹“痴”的自述以及對寶玉“似傻如狂”形象的塑造，都與阮籍的“時人多謂痴”酷似，不僅形似，而且神似。相似點是他們的“痴”都由於和“時人”不同。
阮籍和《紅樓夢》中的寶玉都曾經被統治者所重視——阮籍受過當時持掌朝廷大權的司馬昭的關心和庇護,司馬氏甚至用聯姻來拉攏他。（參見《晉書·阮籍傳》和《晉書·何曾傳》）寶玉也深得賈府至尊賈母的寵愛，其實，賈政對他的嚴厲也是一種望子成龍的愛。然而，得到當權者關愛的前提是他們必須順服。正因為他們不安於頭上那片庇廕，他們才成了“多餘人”。不是現實社會要拋棄他們，是他們在摒棄黑暗社會。他們都很孤獨，但那是一種走在時代前列的“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孤獨。大凡歷史先行者每每以痴狂的反常形態為當時世俗所不容，阮籍與《紅樓夢》中的寶玉即是兩個典例。
阮籍的放達形象常被視為魏晉風度的化身，他曾創造過一醉六十天不醒的醉酒記錄，然而他的神志卻始終是清醒的。正始時期，由於阮籍的影響，阮氏家族以清談聞名。阮籍之侄阮咸因放達也被列入竹林七賢，阮籍的兒子阮渾也想效仿，卻遭到了阮籍的反對。他之所以阻止兒子放浪縱恣，“蓋以渾（阮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了。”（戴逵《竹林七賢論》）他擔心兒子只知其表不解其裡，自己的狷狂中蘊含著老莊玄學的思想積澱，埋藏著愁腸百轉的世事憂苦，其精神實質是難以效仿的。險惡的現實迫使他不得不將靈與肉分開，形醉而神不醉。（見拙作《阮籍現象的文化意蘊》，《求是學刊》1996年3期）《紅樓夢》中的寶玉形象，從行為到精神幾乎也構成了魏晉風度，透過他與阮籍的相似點，我們不難體會出寶玉“似傻如狂”的疾呆外表下面所蘊藏的深邃思想。
如果進一步從同中求異，相比之下，賈寶玉對“古今仕途經濟道路的否定”（張錦池《究竟是迴歸，還是叛逆——〈紅樓夢〉與〈儒林外史〉社會觀念的比較研究》，《紅樓夢學刊》1996年2期）比阮籍單純的對曹魏政權的失望、對司馬氏統治的反抗，意義更為深刻。阮籍否定的是個別的（魏晉之交）黑暗年代之下的入仕之路，而《紅樓夢》是對所有封建仕途經濟道路的否定。所以後者的痴、狂在阮籍的基礎上有所發展，更富有精神價值了。
（二）誰雲玉石同?
阮籍《詠懷》第五十四首：“誰雲玉石同?淚下不可禁。”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楚辭九章曰：‘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餘之所臧。’王逸注曰：‘賢愚雜廁。’”阮籍在此傾訴了對賢、愚不分的現實的不滿。也可曲折地理解為玉石縱殊，同於灰燼的無奈。
阮詩此句可以引發對《紅樓夢》中玉、石意蘊的思考。關於《紅樓夢》的主旨從玉還是從石的問題，學術界多有爭論，而認為舍玉從石者較多，筆者曾撰文論及。（《〈紅樓夢〉對水、石意象的拓展》，《紅樓夢學刊》1996年3期）現在看來，對玉、石之爭的問題應該採取立體的視點：第一，在表層上，是棄玉從石，返樸歸真的。第二，在深層中，《紅樓夢》的作者在維護主人公外石內玉的品質。這“玉”的象徵意義不是金子般的貴重，而是清水一樣的高潔。《紅樓夢》中三個品性高潔的人物都以“玉”字為名，即寶玉、黛玉和妙玉。足見作者對玉並非持厭棄的態度，而是苦於不被理解，被與金銀銅臭歸為一族。作者真正厭棄的是“金玉良緣”。正因為寶玉的懷玉之質不被世人認識，世人真、假不辨，寶玉才名“假（賈）”實真，這是《紅樓夢》的辯證內蘊所在。
（三）終身履薄冰阮籍
《詠懷》第三十三首中描述的情景與《紅樓夢》中黛玉的處境相似。
阮籍和黛玉都是富於含蓄美的悲劇人物。“悲劇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對自己的受難負有責任。”（朱光潛《悲劇心理學》第80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阮籍和黛玉的悲劇除客觀環境外，也是他們自身的性格悲劇。內向的性格和隱曲的處世方式導致了其悲劇的加劇。黃節評阮籍這首詩時說：“‘終身履薄冰’，所以昭其慎與！”（《阮步兵詠懷詩注》）阮籍處世之“慎”（曾被司馬昭稱為“天下之至慎者”）也體現在他《詠懷》詩的創作上，其朦朧曲折的風格，造成“百代之下，難以情測”（李善注《文選》）的藝術效果。林黛玉雖然才思敏捷、伶牙俐齒，但在與寶玉的愛情婚姻問題上，卻從不直吐心曲。她只在詩中悲嘆：“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識秋心?”與阮籍的“誰知我心焦?”、“辛酸誰語哉！”等詩句如出一轍。“古未有兒女之情日以淚洗面者，古亦未有兒女之情而終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兒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與私者。”（清·西園主人《紅樓夢論辯·林黛玉論》，《紅樓夢卷》第1冊）的確，黛玉熟讀《西廂記》,卻不曾借紅娘牽線。阮籍“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鍾嶸《詩品》），黛玉更甚之，她追求那種“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司空圖《詩品》）的境界。
在阮籍與黛玉的人生悲劇中，性格是重要因素，但環境的汙濁也是不容忽視的，他們的言行都表現為不合流俗。阮籍之所以如履薄冰，是因為他不肯隨波逐流。試想，司馬氏給他許多次高就的機會（如聯姻等），他都消極反抗，所以艱難地保全他的名節。黛玉追求“質本潔來還潔去”，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從不逢迎權勢，以致於把賈母喜愛她這一良好的機會都漸漸喪失了。曹雪芹的人生理想很多都反映在黛玉形象上，“她不僅對賈寶玉的那些崇尚自然、追求個性自由的表現默然相契，而且從不勸他去投身舉業，走‘仕途經濟’的封建道路。”（蔣和森《紅樓夢引論》，載《紅樓夢學刊》1996年4期）黛玉與阮籍相似，也反映出曹雪芹對阮籍人格、詩境的傾慕。
（四）求仁自得仁
阮籍《詠懷》第十三首的詩尾寫道：“求仁自得仁，豈復嘆諮嗟?”《紅樓夢》戚序本存一條脂（硯齋）評雲：“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
《論語·述而》：“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聖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阮籍詩和脂評都典出《論語》，意蘊也很相似。
阮籍此詩結尾的前兩句是“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整體詩意是說，無論是李斯、蘇秦，還是伯夷、叔齊都死得其所。李斯輔秦、蘇秦輔六國，後有東門之悔、車裂之殃，都殺身而死；伯夷、叔齊，身為商臣,不食周粟，守節而死。他們或出為顯宦，或隱遁深山，都遂其心願，故死而無憾。這是阮籍所向往的。魏晉之際，司馬氏為篡奪魏政權，一方面殺人如麻，一方面拉攏名士；前者使國人“道路以目”，後者企圖樹立幾個投降歸順的樣板以警世人。所以，擺在魏晉人士面前的兩條路——仕與隱都充滿鮮血。唯一能讓人心理平衡的途徑就是遂其心志。這一點，嵇康在拒絕山濤推舉他做官時談得更清楚：“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與山巨源絕交書》）
《紅樓夢》從言情的角度而論，就是在追求一種愛我所愛，無怨無悔的理想境界。脂評為《紅樓夢》一書補充了這一意旨：“而絳珠之淚，偏偏不因離恨而落，為惜其石而落。可見惜其石，必惜其人。其人不自惜，而知己能不千方百計的為之惜乎！所以絳珠之淚，至死不幹，萬苦不怨，所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悲夫！”這是一種以“惜”為基礎的“通靈”的情感現象。《紅樓夢》打破了它以前的作品中“問世間情為何物，只教人以身相許”、“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等以婚姻為最終歸宿的傳統模式，對“情”進行了新的詮釋。
“現實中的愛情多半是失敗的，不是敗於難成眷屬的無奈，就是敗於終成眷屬的厭倦。然而，無奈留下了永久的懷戀,厭倦激起了常新的追求，這又未嘗不是愛情本身的成功。說到底，愛情是超越於成敗的。愛情是人生最美麗的夢，你能說你做了一個成功的夢或失敗的夢嗎?”(周國平《人與永恆》第22頁，上海人民出版1988年3月版)《紅樓夢》也是一個夢，寶黛愛情是夢中之夢，這個夢的結局是超越成敗、超越離合的。脂硯齋這段評語是對曹雪芹小說的補充和點化，是對《紅樓夢》中寶黛愛情的昇華，道出了黛玉淚盡而逝的美學價值。
從阮籍“求仁而得仁”的詩句抽繹出的魏晉士人“遂其志”的理想追求，讓我們進一步理解了《紅樓夢》的悲劇美。寶玉和黛玉彼此在精神上“求仁而得仁”、各“遂其志”，的確再沒有什麼值得嗟嘆和悲怨的了。這應該屬於一種審美意義上的“大團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