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醜聞背後，是大公司與公眾的“割裂”

除了阿里巴巴內部存在的割裂，外部社會對這家公司的觀感也同樣存在割裂。

記者 | 吳洋洋

編輯 |  王姍姍、陳鋭

淘鮮達業務線員工王成文（花名曲一）涉嫌性侵女下屬的公司醜聞在8月7日登上微博熱搜後，對於阿里巴巴的輿論聲討迅速膨脹。

聲討的出發點，是公眾對男上司惡意灌酒猥褻女員工這一惡劣行為而產生的憤怒，繼而是阿里在迴應受害人訴求過程中的冷漠，及其廣泛流傳的“破冰文化”。

再後來，這股譴責的洪流吞沒了阿里巴巴的任何迴應——從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張勇表示的“震驚”，到之後處理公吿中沒有將王成文的行為定義為“性侵”而是表述成“過度親密行為”，再到阿里巴巴首席人力資源官童文紅在內網表態“對此事以及處理過程中是否存在問題做Review”——“Review”一詞的用法，被認為又一次佐證了互聯網公司溝通語境中典型的“不説人話”。

事發後，受害女員工自下往上溝通過的公司管理層，從事業部多級主管到負責員工思想工作的“政委”（HRG）都沒有維護她開除王成文的訴求，各方給出的反饋幾乎一致——開除不了這個人。王成文的直屬領導甘啟梁（阿甘）的反應裏包括了“都是業務性質的問題，我早就知道要出問題”“女生不適合這個工作”等説法。807事件在公司內外均造成極壞影響後，阿里成立了獨立調查組，該專案組的負責人——阿里巴巴人力資源部副總裁蔣芳曾在8月7日評論回覆這位女員工發貼：“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系統性的冷漠以及公司內部展現出的匪夷所思的價值觀是阿里巴巴此次所犯最大的錯誤。

公眾識別出"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中隱藏的“習以為常”——這種心態也深潛於某種更廣大的“沉默”裏。 事實上，在阿里巴巴內部，除了高層的“震驚”和那個6000人自助小組所代表的一線員工的“憤怒”，處在中間的龐大的阿里巴巴中層多是沉默的。科技媒體36氪在8月10日的採訪報道中亦指出了這種內部割裂——而在阿里巴巴之外，國內幾乎所有一線市場銷售的從業者則對生意往來與“酒桌文化”的聯繫心照不宣。

回看事件本身，陪酒、灌酒、不尊重甚至涉嫌性侵女性——樁樁惡劣，在中國職場文化中已是痼疾。 “以消滅自尊為前提來解放天性、建立互信”是很多公司在做企業文化建設時常用的手段；女性在職場中遭遇性騷擾的機率更是已無“新聞”可言。

2016年中國青年報社針對2000名職場女性展開的一項調查揭示了情形之惡劣：“31.0％的受訪職場女性表示曾遭受職場性騷擾。肢體上的故意碰觸（58.5％）、口頭電話或信件等挑逗性暗示（53.6％）、上級脅迫（51.8％）是最常見的職場性騷擾行為。

對惡習的習以為常，不僅代表着世俗意義上的默認與麻木，更進一步還會養成阻礙社會進步的固化思維——這一切發生在一家知名大公司，是更大的惡。 不過，當由此產生的憤怒超出了普通人的共情程度，憤怒本身便又值得思考——無論是張勇本人的“震驚”、阿里巴巴內部數千名員工聲稱的“徹夜難眠”，還是公眾不斷轉移主題的憤怒。

憤怒的輿論表明公眾對接受阿里巴巴這樣的公司犯錯的情緒閾值更低。作為國內眾多新經濟公司學習模仿的對象，它被公眾以最高標準來審視也是理所應當。

擁有25萬名員工、一年創造出5000億元的營收、現有市值高達3.4萬億元的阿里巴巴，是當下中國最光鮮的企業之一。這份光環之下，只有通過構建和營銷其高於社會要求的企業文化、品牌價值觀，從而自下而上地推動供應鏈合作伙伴、顧客直至更大規模的商業文明以及社會文化的進步，才是與這個位置上的現代公司相匹配的社會負責。

當阿里員工帶着這份履歷背景加入創業公司，阿里在團隊管理和價值觀體系建設上的方法論也在不斷對外輸出。阿里早年B2B業務曾創造銷售奇蹟的“中供鐵軍”曾被稱為人才輸出學院。很多初創公司都嘗試效仿阿里，想要建立起既擁有員工視角又懂業務的“政委”制度，但鮮有成功案例。

然而作為1990年代末就誕生的中國第一代互聯網公司，阿里巴巴本身並沒有成長到那個可以在種種管理細節上做到“以人為本”的更高階段。

在淘寶和天貓兩項電商業務上建立優勢後，阿里巴巴在很多新領域都仍然疲於奔命。從雲計算到本地生活，再到新零售、社區團購，過去10年來，互聯網領域大大小小有過多少個風口，這家公司就有過多少輪從快速組建團隊到失敗後就地解散的循環往復。這種“大幹快上”背後的增長焦慮，和業內晚於它十多年才出現的新興公司——字節跳動、滴滴、拼多多，沒什麼兩樣。所以阿里到目前仍然是一個管理粗放、業績導向型的公司。

這種時候，放大了的憤怒有其正面外部效應。從結果上，將悲劇的歸因放大，不僅放大為阿里巴巴的系統性問題，也放大到中國職場、社會的女性困境，可以警示其他中國公司開始更尊重、關心女性權益，起碼更積極地對性騷擾、性侵説不。

但這超乎尋常的憤怒揭示出的另一點，是輿論環境已經發生深刻變化。這迫使公眾在割裂的視角下解讀一家公司。

8月9日，人民閲讀開設的新媒體賬號“踏浪青年”評論了阿里事件，稱“更要把資本關進籠子裏”……“不要妄想韓國財閥一樣操控一切，這裏是中國”。儘管事後網信辦對外明確定義了央媒陣營，但上述評論觀點已隨輿論擴散發酵。

阿里內部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社會輿論壓力對於公司發展命運所造成的巨大不確定性，其實是在去年下半年。社會對企業家的主流評價已不再是新價值的創造者，相反，這個羣體開始被認為是資本家。從企業家到資本家，沒有一家公司為應對這樣的輿論轉向做好準備。

不過，對於輿論的轉變，這些過去的“創業者”和“企業家”、今天的“資本家”所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守成和短視：沉迷於資本遊戲，圍繞消費互聯網創造的鉅額流量賺快錢，卻長期輕視了對重大創新的投入。

這些公司的核心技術——互聯網應用技術本身早就不再屬於“高科技”。作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成果之一，互聯網技術的誕生是一次性的，之後所有的創新和生意，都來自對這項技術的應用，而非創新。與之相比，以人工智能、生物技術、集成電路等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形成，並不斷取得突破，但投資和開發這些技術的研究機構和公司主要來自美國硅谷，中國的研究機構和互聯網時代的明星公司尚未能在這一領域躋身一流行列。

舊戰爭沒有結束，新戰爭投入不足，包括阿里巴巴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國公司都處在這種窘境中。一旦技術不再進步，經濟沒有增長，下行週期就會到來，分配的道德就會取代對冒險的推崇，成為新的主流文化。阿里巴巴只是在為它所在的行業未能承擔起來的社會責任買單——創新也是這種責任的一部分。

而回到引發這場公眾憤怒的源頭——十多天前發生於濟南的性侵事件，接到受害者報案的警方目前尚未公佈最終的調查結論。最新的相關進展停留在8月11日，性侵涉事酒店所屬的亞朵集團發佈聲明稱，“經反覆確認，前台工作人員是在得到該女士確認的情況下，按照同住手續給該男士辦理的房卡，並做了身份登記和公安信息上傳。”這一聲明仍語焉不詳，且與受害者本人的自述內容存在衝突。

對一樁醜聞基於事實層面的公正判定，既不能由企業或個人先於國家司法機構來做結論，更不應該受制於輿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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