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篇“馬爾薩斯陷阱3.0”文章是，基於馬爾薩斯理論，從技術革命週期的角度，依據邊際收益遞減規律，觀察當前經濟全球化及國際政治局勢，得出結論：

世界正滑入零和博弈、存量廝殺的危險邊緣。

馬爾薩斯陷阱1.0主要表現為19世紀上半葉的歐洲社會暴動，馬爾薩斯陷阱2.0則是大蕭條與兩次世界大戰。

馬爾薩斯3.0陷阱主要表現為：貨幣超發掠奪財富、人為製造金融危機、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全球化大退潮以及地緣政治軍事衝突。

如今，關於馬爾薩斯陷阱3.0之零和博弈、存量爭奪趨勢愈加明顯，最近這方面的聲音日益增大，全球化經濟及政治局勢正在快速向“馬爾薩斯陷阱3.0”推進：

中美貿易戰賽道升級：

美國將中國列入匯率操縱國，貿易戰晉升到金融戰，匯率市場角逐、資本市場博弈公開化，匯率及金融市場波動，正在左右中美乃至全球經濟形勢。

日韓貿易戰開打：

日本“扮豬吃老虎”，打擊韓國心臟產業，韓國“金絲雀”拉響警報，經濟嚴重下滑，日韓“假老鐵”深度糾纏於歷史舊賬、經濟衝突及東亞博弈之中。

東亞局勢博弈更加複雜：

隨著中美貿易戰進入縱深領域，東亞局勢波雲詭譎，先是朝韓關係緩和，美朝在“三八線”大秀恩愛；

然後，越南盡顯“小國生存之道”，與美國打得火熱，挖中國的製造業牆角，試圖成為中美貿易規避衝突的“地下通道”；

如今，日本打壓韓國，壓制中韓關係，與中國重啟戰略對話，試圖在中美角逐之間成為第三極，增大其在東亞的控制權。

歐洲局勢不確定性增大：

英國保守黨上臺，“英版川普”約翰遜出任英首相，將推行強硬政策，或推動英國提前“硬脫歐”，歐盟撕裂加劇。

地緣政治軍事衝突加劇：

印巴衝突升級，印度趁機大軍壓境，“巴鐵”盟友沙特退縮，俄羅斯馳援印度聯合軍演，巴基斯坦尋求美國幫助，美假中立暗助印，巴方希望中國主持公道，印度“打開了地緣政治的潘多拉盒子”，大國勢力同時角逐於此。

美聯儲“鷹派”降息，全球資產泡沫岌岌可危：

美聯儲生怕刺破美股資產泡沫，又擔心貿易戰下經濟衰退加劇，小心翼翼地結束了本輪加息週期，搞了一個鷹派“降息”；

市場預期到美聯儲的恐懼以及經濟衰退的危險，美股帶動全球股票大跌，美債收益率曲線倒掛，經濟衰退徵兆凸顯；

未來美聯儲操作空間有限，全球央行渴望放水，貨幣超發主導的財富掠奪到了泡沫崩潰的邊緣。

本文邏輯：

經濟存量爭奪：貨幣超發之罪，泡沫崩潰之罰

地緣政治角逐：東亞局勢之詭，大國小國之道

馬爾薩斯破局：科學技術之劍，制度建設之盾

經濟存量爭奪

貨幣超發之罪，泡沫崩潰之罰

“貨幣超發，本質是財富的存量爭奪，而非增量改進。”

在古代，經濟的存量爭奪之戰，主要表現為，統治者大徵苛捐雜稅，搜刮錢財，甚至發動戰爭，搶錢，搶糧，搶女人。

現代社會，增加稅收，為不智之策；戰爭掠奪，又成本太高。

印鈔，更加隱蔽而高效。

如今，世界已進入了理性預期的泡沫時代。

所有人都知道，貨幣超發不會帶來經濟持續增長，也不會帶來總體財富的真實增加，只會增加通貨膨脹或資產價格泡沫，加劇危機的爆發。

但是，所有人都渴望直升機撒錢，都覺得自己是最幸運的那一個，亦或是都希望“飲鴆止渴”緩解眼前之苦。

如多印錢，房價漲，股票漲，融資成本低，專案投資火熱……

世人這種僥倖心理和“飲鴆止渴”的期望，被包裝成為貨幣超發、財富掠奪最堂而皇之的理由——救市。

張五常在科斯悼詞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是凱恩斯影響了政府大手花錢嗎？還是政府要大手花錢才捧出凱恩斯？”

事實上，誰越接近鑄幣權，誰就更有機會獲得更多財富。

由於貨幣短期非中性和人為控制貨幣供給，直升機撒錢時，撿到錢的人相當於搶奪了他人的財富；沒有撿到的則被他人掠奪。

房地產、金融、基建，靠近水源地，軟體、設計、知識服務，遠離水源地。

超發的貨幣，是富人的甜甜圈，中產的苦咖啡，窮人的魚骨頭。

貨幣超發，加劇了貧富差距、經濟結構及社會失衡。

如今，美聯儲終結了一輪加息週期，鮑威爾小心翼翼地以“格林斯潘式”的口吻，宣佈“鷹派”降息。

然而，鮑威爾東施效顰般的笨拙表演，被市場一眼看透：美聯儲擔心資產泡沫崩潰及經濟衰退而左右為難。

美股立即大跌，美債倒掛警示，全球資產泡沫風聲鶴唳……

新的一輪貨幣大潮即將開啟嗎？新的一輪存量廝殺戰即將打響嗎？

實際上，全球央行早已沒有底線，韓國、印尼、烏克蘭、南非、紐西蘭、澳大利亞、印度等幾十個國家早已開啟降息門閥。

但是，美聯儲不開啟新一輪降息，這些國家還是不敢肆無忌憚的放水，主要考慮到本幣貶值、匯率波動的風險。

各國希望美聯儲出個“王炸”，炸開貨幣大壩，讓貨幣潮水一瀉千里。沒想到，鮑威爾出了一對“老K”，陰陽怪氣、不知男女。

伯南克曾經評價美聯儲的工作：“在艱難的環境之中，清晰明確的溝通比決策的靈活性還要重要。”

這一次，美聯儲不敢隨意超發貨幣，搞存量廝殺，因為擔心再搞一次廝殺會引爆資產泡沫。

這是前前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給他挖的坑。

1929年金融危機爆發，推動世界滑入馬爾薩斯陷阱2.0。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推動世界滑入馬爾薩斯陷阱3.0。

這兩次歷史級的金融危機爆發，都是技術週期進入底部，技術革命紅利消失後，世界陷入寬貨幣、寬信貸的存量爭奪，而後引發的資產價格崩盤的結果。

這就是貨幣超發之罪，泡沫崩潰之罰。

更為可怕的是，這兩次危機之後，世人並未驚醒，反而以“救市”之大名大義，進入更加惡劣的存量爭奪。

大蕭條時期，小羅斯福總統上臺，美元與黃金脫鉤，大肆借錢搞投資刺激經濟，單方面讓美元貶值，高築貿易保護圍牆，衝擊國際金融市場。

後來，全球掀起一輪極端的貿易保護主義，納粹主義上臺，各國開啟存量廝殺，最終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

這是一種典型的馬爾薩斯式的存量絞殺。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這一次倒是全球聯合行動救市，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搞量化寬鬆，帶頭掀起了貨幣海嘯。

這是一次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公開的存量財富掠奪。

每一次貨幣大潮，拯救和保護的總是護城河以內的達官顯貴，沖垮的總是前門之外的販夫走卒。

每一次貨幣退潮，遭殃的還是前門之前的販夫走卒，因為城內有護城河保護。

美國與他國如此，國家內部也如此。

伯南克救市的結果是，吹起了一個人類史上最為龐大的資產泡沫——美股、美債以及全球資產。

2015年12月到2019年7月，這輪加息週期不長不短，但加息力度非常有限，只加了250個基點。

根本原因是受邊際投資收益率遞減規律支配。

貨幣超發越多，投資收益率越低，負債率越高，債務規模越大，經濟結構失衡越深；若加息，容易拉爆債務市場和資產泡沫，從而抑制了加息空間。

反過來，加息不夠，手中無米，美聯儲若不繼續加息，只能在2.25%的利率空間裡搗騰，換言之，只有250個基點的降息空間。

實際上，從格林斯潘開始，每一次貨幣超發，美國經濟結構性失衡就越嚴重，降息空間越來越小，貨幣政策愈加被動，直至政策失靈、手段失效。

美聯儲如此，全球央行幾乎都如此。

加息，實體經濟飢渴難耐，金融泡沫風險加劇；降息，經濟槓桿率繼續攀升，金融泡沫加速膨脹。

美國市場如此，全球市場幾乎都如此。

如今一些國家的利率政策基本失效，稍微加息或降息，市場要不資金鍊斷裂，要不大水漫灌。金融資產價格與負債率奇高無比，實體經濟卻增長乏力。

美聯儲這次鷹派降息後，沃爾克、格林斯潘、伯南克、耶倫四位前美聯儲主席發表聯名信，呼籲保持美聯儲獨立性，確保貨幣政策決策不受短期政治壓力影響。

他們認為，貨幣政策如果向政治訴求低頭，會導致糟糕的經濟表現，包括通脹更高、增長更慢。

這一次，美聯儲試圖發揮平衡之術，力保美股美債不崩盤，兜住經濟不衰退。

但是，未來美聯儲最大的挑戰是預期管理。

美聯儲的謹慎政策容易引發投資預期混亂，甚至向市場釋放了一個巨大的利空訊號：美聯儲對金融市場穩定誠惶誠恐，金融泡沫危在旦夕。

如此，很可能導致資產價格崩盤。

美聯儲，已經被逼到牆角，鮑威爾手上的子彈不多。

若未來資產價格再次崩盤，又將進一步將世界推向馬爾薩斯陷阱3.0的深淵。

每次金融危機，都是一次存量惡性爭奪，都是洗劫中產和窮人財富的過程。

房產，是富人的財富，中產的債務。富人可以做資產配置對衝風險，而中產財富多壓在房產上。

金融危機爆發，中產的財富大幅度縮水；每次金融危機後，富人的財富反而增加。

伯南克卸任後為自己寫了本辯詞叫《行動的勇氣》，他說：“在所有的危機當中，都會有兩類人：敢於行動者和懼怕行動者。……我們行動了。”

他認為，他的救市行動，符合美聯儲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職責，符合白芝浩當年定下的原則。

但其實，這個世界或許不需要救市的勇氣，而是需要不救市的勇氣；不僅需要白芝浩原則，而更需要沃爾克法則。

救市，表面上救民於水火，事實上是公然上演最惡劣的財富存量掠奪。

資產價格泡沫崩盤，是對這一馬爾薩斯行為最嚴厲的懲罰。但這一懲罰，回頭又會促成救市之行動，掀起更加狂暴的存量掠奪。

這似乎是一個死迴圈。

地緣政治角逐

東亞局勢之詭，大國小國之道

中美兩個大國貿易戰一開打，東亞局勢瞬間風雲變幻、波雲詭譎。

過去，美日韓是“鐵三角”，中朝是“鐵哥們”。朝韓對立，中美博弈，日方得利。

如今，中美貿易戰持續，日本卻與中國重啟戰略對話，日韓兩國居然也打貿易戰，美朝卻在三八線大秀恩愛。

東亞局勢，讓人腦洞大開。

在中美博弈之下，小國努力抓住機會混亂時局，試圖左右逢源、兩邊得利，盡顯“小國生存之道”；大國則躍躍欲試，試圖利用中美角逐之機拓展在東亞的生存空間。

自甲午戰爭以來，東亞長期滑入馬爾薩斯陷阱。朝鮮半島，一度成為馬爾薩斯式絞殺的最前線。

但這一輪變局，主要源自2008年金融危機。

這場危機之後，歐美世界普遍陷入低增長區，美國國內對華情緒及對華戰略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

中美貿易戰打響後，東亞局勢迅速逆轉，朝鮮半島的關注度火速升溫。

最先打破平衡的是，金正恩。

中美貿易戰開打後不久，朝鮮快速調整外交策略，開始主動與美國接觸。

深諳大國夾縫中生存的新加坡率先捕捉到了機會，做東撮合了首次“金特會”。

接著，越南促成了第二次金特會。

越南，正在學習新加坡的“小國生存之道”。越南一方面快速融入國際市場，與美國展開貿易；另一方面與中國交好，試圖成為中美貿易的“地下通道”；同時，還挖中國牆角，將三星等製造工廠轉移到越南本土。

之前，中國一些產品繞道越南出口美國，避開貿易戰區，結果被美國封住；如今，中國從美國進口豬肉及農產品，也是繞道越南。越南的生存空間獲得較大改善。

越南之後，韓國文在寅緊接著撮合了第三次金特會。這一次，特朗普訪問日本後，飛赴韓國，與金正恩在“三八線”——朝韓邊境非軍事區上高調“示愛”。

美朝關係從勢不兩立到大秀恩愛，東亞局勢的羅盤正在逆轉。

同樣深諳小國生存之道的韓國，早在1992年中韓建交開始，就利用中美關係在兩頭都吃得鉢滿盆滿。只是韓國在中美博弈之間忽略了日本的實力。日本這次“扮豬吃老虎”，出手打擊韓國半導體，在東亞的存在感立即飆升，令人恍然大悟：

日本沒有消失。

打壓韓國的同時，日本迅速與中國啟動了暫停多年的戰略對話。在最近特殊的日子裡，中日表現出同樣的默契。這玩得是哪一齣？這就好比良叔抄了東叔在法國的銷售網路，逼著東叔跟他合作。

其實，這時中國也需要日本。

中美貿易戰一度陷入僵局，日本或許是一個不錯的緩衝帶。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美國也樂意，一方面日本敲打了韓國，另一方面美國能夠掌控日本，可以增加與中國博弈的靈活性。

三十年沒有秀肌肉的日本，這會一鳴驚人，它的野心絕不是像韓國、朝鮮、越南一樣兩邊得利，試圖成為中美之間在東亞的第三極。當我們還沒搞清楚日韓局勢時，印巴衝突又快速升級。這是一個麻團，美、俄、印、中、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都交織其中。

中美兩國貿易戰打破東亞平靜以後，東亞的利益角逐迅速升級，立即成為國際地緣政治的焦點。東亞，正在成為馬爾薩斯陷阱3.0的中心。

如今的東亞，大國角逐，小國擾動，盡顯大國博弈之局，小國生存之道。如此，必須遠交近攻、縱橫捭闔，才能因勢利導、騰挪乾坤。韓國，在這輪博弈中處於被動，很可能成為首個輸家。

韓國經濟對外依存度達70%，中美貿易戰對其衝擊巨大。中美貿易戰開打後，韓國經濟增速下滑到2.7%，創近六年新低。今年5月韓國的半導體出口同比減少30%，顯示器減少21.5%，手機減少33.9%。

韓國經濟的頂樑柱三星集團的業績下滑嚴重，其中三星電子二季度營業利潤只有6.5萬億韓元，同比大減56.3%。

“金絲雀”拉響警報！

日韓貿易戰對韓國的打擊可以用“致命”來形容。日本這些年低調地研發上游產業核心技術，所有人都認為韓國是全球半導體的王者。當日本對韓國“禁運制裁”斷供含氟聚醯亞胺、光刻膠及氟化氫時，人們才意識到，日本在上游積蓄的力量是多麼的驚人，它才是騎在韓國頭上的王者榮耀。

日本佔全球氟聚醯亞胺和光刻膠總產量的90%，全球半導體企業70%的氟化氫需從日本進口。日本幾乎是韓國半導體公司的唯一核心原料來源國。禁運制裁後，三星、LG、SK庫存立即告急，韓國的OLED、儲存晶片、CIS晶片、DRAM幾乎都無法生產。

日韓貿易衝突的底線是美日韓三方安全關係。換言之，美國換了一個圈讓兩個小弟折騰，掌控著日韓貿易衝突的邊界。中國與日本的關係可能會得到改善。日本試圖在中美貿易戰中起到微妙的作用，增加博弈的靈活性和緩衝空間。

朝鮮在政治上的空間應該可以得到拓展；越南在經濟上的前景會更加明朗。

印巴衝突是一個不確定性因素。克什米爾大概率會成為馬爾薩斯陷阱3.0中地緣政治軍事衝突的代表作。不過，東亞局勢轉圜的關鍵，依然是中美。

中美這場貿易戰，打打停停，是一場持續戰。如今，兩國賽道從低速的貿易戰、科技戰，轉向高速的匯率戰、金融戰。輸贏的關鍵不在貿易戰、金融戰，而在資產泡沫危機。

中美兩國就像兩個強大的騎士對決，在這場“特洛伊戰爭”中，看誰先射中對方的阿喀琉斯之踵——中國的房地產、美國的股票與國債。

未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定然謹慎微妙，美方踩著美股美債泡沫，中方踩著房地產疑雲，雙方騰雲駕霧，匯率出鞘，金融狙擊，但都擔心腳下的泡沫在貨幣混亂的脈衝中崩潰，墜入萬丈深淵。

所以，未來東亞局勢的快速切換，可能會來自下一場資產泡沫危機。

馬爾薩斯破局

科學技術之劍，制度建設之盾

“樹不會長到天上去”，人類社會的演進並非平滑的、線性的，而是“創造性破壞”的：人類經濟在技術漲時遞增（邊際曲線右移），在技術退潮時遞減（邊際曲線向右下傾斜）。

熊彼特認為，每一次技術革新的結果便是可預期的下一次蕭條；每一次經濟陷入衰退，又意味著新的技術創新正在醞釀，經濟的復甦及繁榮即將到來。

其中的經濟學原理就是邊際報酬遞減規律。

每一次工業革命間隔的時間大約是100年，重大技術紅利維持時間為55年，經濟維持在中高增長，然後持續遞減，面臨45年左右的低增長狀態。

下一次技術浪潮，又會將邊際曲線右移，推動人類經濟邁向新的高度。但是，處在技術週期底部那幾十年是無比痛苦、煎熬的。當人類行至技術週期底部時，容易滑入馬爾薩斯陷阱之中：

技術紅利消失，經濟增長低迷，人類陷入存量廝殺，保護主義、社會矛盾、經濟危機、國家衝突甚至戰爭乎不可避免。

糟糕的是，我們正處於第三次技術革命的衰退週期。

日本在1990年泡沫危機後經濟增長低迷；歐洲在1990年代逐漸步入低增長區；韓國在2000年後經濟減速，如今進入低增長。美國佔據了資訊科技革命的領導權，利用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紅利，經濟增長維持到2007年次貸危機之前。

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持續了十年左右的低增長。特朗普上臺後，美國經濟強勁復甦，但受全球不景氣及高負債率的拖累，美國未來幾年增長預期不容樂觀。

另外，1982年拉美債務危機終結拉美增長奇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終極了亞洲四小龍、四小虎的增長奇蹟；這些年，巴西、俄羅斯、南非三大金磚褪色成泥磚。

梳理歷史，環顧世界，2008年世界性經濟危機，徹底終結了第三次技術革命的高增長，也推動世界滑入馬爾薩斯陷阱3.0。中國經濟正在換檔降速，但還是比較難感受到低增長的威脅，更難體會所謂的技術週期底部。

過去四十年，中國享受著人口紅利、法律紅利、環境紅利、貨幣紅利以及全球技術外溢紅利，經濟快速發展。這幾十年，我們承接了歐美世界幾百年積累的工業技術及資訊科技。

歐美的紡織、鋼鐵、機電、家電、汽車、電子、計算機等通用性技術、流水線，以及金融、銀行、股票、治療、企業、基礎科學等一系列知識及制度，通過產業梯度轉移的方式引入中國。

工業化之後是資訊化，資訊化之後是智慧化，我們感受到的是新技術方興未艾。

但在歐洲，這些國家半個世紀沒有發生太大變化，汽車、火車、飛機、建築、石油能源、機械製造基本上在吃工業時代的老本。如今，資訊科技紅利消失，摩爾定律逐漸失效，人類正處於第三次技術革命的週期底部。在下一次技術突破之前，世界將進入“至暗時刻”。

前些年，德國推出工業4.0，美國推出工業網際網路，中國推出中國製造2025，但是工業智慧化一直沒有革命性突破。新能源、基因技術、新材料、虛擬現實、無人駕駛等處於“叫好不叫座”的階段，技術成熟度不夠，沒能大規模商用。

技術紅利消失，美國及歐盟依靠印刷鈔票維持高增長、高福利，結果次貸危機擊穿了泡沫，引發了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

自2008年金融危機人類滑入“馬爾薩斯陷阱3.0”以來，歐洲民粹主義氾濫，極右翼勢力崛起，義大利政黨鬥爭激烈，法國黃背心運動聲勢浩大，德國默多克失勢，英國公投脫歐，俄羅斯國內騷亂……

美國特朗普上臺後，秉承“美國優先”原則，在全球到處退群，打破原有的國際秩序，同時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向印度、墨西哥、日本、韓國以及歐洲都發起貿易摩擦。

剛剛，左翼候選人費爾南德斯在總統大選初選中擊敗右翼馬克裡總統。這一訊息演變為“黑天鵝”，重擊阿根廷金融市場，上演了股匯債三殺的悲慘局面。

這隻曾經翱翔世界上空的“潘帕斯雄鷹”，在馬爾薩斯陷阱中被“灰色的馬”殺死。

只有底層技術革命性突破，才能推動人類走出“馬爾薩斯陷阱3.0”。然而，技術突破是人類進步的最不確定性因素。

一般有兩種方式刺激技術進步：

一是零和博弈、相互廝殺倒逼技術創新。正如二戰帶來航空航天、核能、計算機等底層技術，但是戰爭永遠都是淨損失，是人類最大的罪惡。

二是構建一個有利於技術進步的制度。

貨幣超發，資產泡沫，存量爭奪，定然助長投機之風，而不是創新精神。所以，利於技術進步的制度，必須控制貨幣發行量，構建獨立的、科學的貨幣制度。

新興國家的問題在於，央行及商業銀行系統不夠獨立，財政赤字貨幣化融資規模大，負債率高，基建投資大，教育投資不足，貧富分化嚴重，極大地殺傷了技術創新，發達國家的央行獨立性強，但問題出在貨幣政策的目標上。

歐美國家的央行以通脹率為主要（唯一）目標。過去幾十年，歐美世界通脹率都很低，但是貨幣發行量很大，大量貨幣進入房地產、債券及金融市場中，導致資產價格膨脹，債務規模高企。

這個問題屬於貨幣理論的問題。除了貨幣制度外，構建穩定的金融制度和科學的政治制度，推動社會公平及教育進步，才能防止陷入馬爾薩斯式的存量廝殺，避免社會動盪不安。

在泡沫危機後，日本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轉型升級，但這個國家沒有出現歐洲式的動亂。除了高儲蓄之外，日本痛定思痛、下定決心，推行兩大改革，維持社會穩定，促進技術創新：

一是實施《科學技術基本計劃》。

日本政府重點扶植基礎科學及核心技術，實施了多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在這一計劃的支援下，日本企業逐漸放棄終端市場，向上遊的核心技術轉型升級。

如今，日本企業上游在商用領域的大型核電、新能源、氫燃料電池、電力電網、醫療技術、能源儲存技術、生物科技、機器人研發及高精軟等方面建立全球競爭優勢。

日本沒有消失，只是在低調地搞核心技術積累。

這一次，日本狙擊韓國半導體，就彰顯了日本在上游核心技術上的實力——壟斷了含氟聚醯亞胺、光刻膠及氟化氫供給市場。

二是金融及經濟制度改革。

1996-2010年左右日本實施了一系列的法律修訂，其結果是《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保險業法》、《信託法》、《信託業法》等幾乎所有法律都被修改。這被一些學者稱為明治維新以來的第三次開國。

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主要源於金融體系。這次改革首當其衝是金融制度，日本政府提出的是金融大爆炸改革。日本大型金融機構山一證券和北海道託殖銀行破產，終結了“護送船團方式”（大而不能倒）。

這標誌著，日本二戰後的舊金融體制崩潰，一個更加強化經營效率和風險監管的新制度誕生。

制度創新，本身也是廣義技術創新的一部分。只有更科學公平的制度，才能防止人類在技術週期底部陷入存量絞殺，掉入馬爾薩斯陷阱。

制度為盾，技術為劍，才能破馬爾薩斯陷阱3.0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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