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宅少

來源：宅總有理（ID：zmrben115）

01

1985年，陳凱歌拍《大閱兵》。攝影組先到了湖北武漢，張藝謀把器材運到劇組駐地時，突然有人大叫“飛碟！”。據說那天夜裡，開闊的機場上方有個大如洗衣盆的旋轉物體，一層光圈在它周圍環繞。

更絕的是，張藝謀自稱目睹該物體後，立馬神智不清，幾分鐘後才恢復意識。再次擡頭，飛碟已消失，夜空中只剩下一團粉色的蘑菇雲。張藝謀看見飛碟是不是真的，這沒人知道。他當時想當導演、拍電影，這肯定是真的。

在給《黃土地》做攝影時，陳凱歌就說他：

“咱們這幫同學裡，數你心比天高。”

不得不說張藝謀運氣好。1985年，第五次影代會，張遇到對他頗為賞識的吳天明。那二年正是改革浪潮最猛的時候。鄧公說，老幹部能退的就退，把位置留給專業強的年輕人吧。43歲的吳天明藉著風就當上了西影廠長。

這位年輕廠長幹勁很足，魄力也很強。開第一次全廠大會，當場免除了大部分負責人的職務。會一散，馬上有人去省裡告狀。還有人半夜打電話給吳，一上來就操你媽。吳天明也很客氣，說我操你媽的媽。

第二天開大會，吳天明當著全廠人說：“我吳天明乾的每件事，都是堂堂正正的。有人打電話罵我，要是你今天站出來你就是條漢子，否則我就操你奶奶。”

話風雖然粗魯，但不要以為吳廠長是粗人。上任前，人家拍了《人生》轟動全國，是第四代導演的代表人物。當上廠長後，吳有個心願，大力支援有才華的年輕人拍探索片，把中國電影搞上去。看了《黃土地》的攝影，他把身在廣西的張藝謀借調到西影一年，讓他拍《老井》。為了留住張的心，把張當時的妻子肖華調到廠內圖書館，還分了套房子。

張藝謀答應合作後。吳天明拿著《老井》的劇本，到處找男主角。攝製組兵分四路，跑了20多個省市，帶回來的照片，沒有一個符合吳天明心中的形象。

《老井》講的，是貧困村莊爺孫幾代挖井的事，主角一定要線條硬朗、氣質樸素。要開機了，吳天明扭頭一看，踏破鐵鞋無覓處，張藝謀這小子不正合適嘛！就問張：“要不你來演孫旺泉，你看行嗎？”張藝謀說你要不怕砸了我可以試試。西影廠的人聽了都說：

“這他媽不是倆瘋子嗎？”

一幫人都恨不得吳天明搞砸，好看他笑話。

結果，張藝謀沒讓吳失望。為了《老井》，他剃了光頭，扎進太行山偏僻的農村，吃住都在農民家。一天挑水十幾擔，連打了兩個月豬食，光著膀子暴晒，還背了兩個多月150斤的石板。手、背都被磨糙了皮。拍戲時，喝酒他就狂喝，打架他就真幹。為了表現被困井下奄奄一息的狀態，三天沒沾米、水。

那是1986年，張藝謀為了演孫旺泉，累吐了半條命。就在《老井》快要開拍前，他從朋友那裡拿到《人民文學》第三期，讀到了莫言的小說《紅高粱》。

讀完就傻了，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

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東西嗎？

02

小說《紅高粱》能有那麼狂的氣質，多半是由於莫言處在一個狂的年紀。

1984年一次文藝討論會，有人說：“我們民族經歷過那麼多戰爭，老一輩參與過戰爭的作家因為動亂失去了創作能力，這個空白無人彌補，太可惜了。”

莫言“蹭”地一下起來，說：

“我們可以通過別的方式來彌補。沒聽過放槍，我聽過放鞭炮；沒有見過殺人，我見過殺豬；沒有親手跟鬼子拼過刺刀，我在電影上見過。我們寫小說又不是搞歷史研究，沒經歷過也能寫。”

聽了莫言的話，當場有人嗤之以鼻，說他狂妄無知。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莫言必須寫一部戰爭小說出來，打打這幫人的臉。

這不是他第一次“狂妄”了。剛到軍藝時，他還沒寫出什麼像樣的作品。一次，軍藝給《高山下的花環》作者李存葆開新作討論會。人家好歹是個腕兒了，別人都捧，莫言卻說：“這新作不行，也就是個連隊小報的水平。”

素來寬厚的李存葆臉上都掛不住了。事後，有人直接質問莫言：“你小子算個什麼東西？不行？你寫一個試試？”

當時，莫言只發表過一些習作，水平，比學生作文高一點。被刺激後，莫言下定決心，一定要出寫嚇死這幫人的作品。那年年底，莫言回鄉探親，遇到發小張世家。

酒至半酣，張世家對莫言說：“你那些作品我都看過。什麼《島上的風》《雨中的河》，什麼呀？根本就不行！海島、湖泊，你到過嗎？咱們高密有這麼多素材，你為什麼不寫？偏要寫你不熟悉的事？”

一邊喝，張世家一邊給莫言講了公婆廟大屠殺的事。莫言聽罷，頓時如夢初醒。媽的！我寫了這麼久，咋沒想到寫寫這片生我養我的高密鄉？寫寫祖祖輩輩生活在這裡的人們？這裡面事，永遠也寫不完啊！

回城後，莫言想起自己小時候忍飢挨餓、孤獨受凍因為偷蘿蔔被打個半死的事，迅速寫出代表作《透明的紅蘿蔔》。隨後，又去翻找當年日本人在山東高密屠殺作惡的歷史資料，一口氣寫出了《紅高粱》。

莫言聽老人們說，高密鄉曾經種植過上百畝的紅高粱，整日在烈日和大風中舞蕩。聽罷祖先在高粱地中抗日殺敵的傳說，莫言胸中激盪，腦子裡不斷出現一個個狂野、暴烈的祖先形象。當時文壇正在“尋根”，莫言覺得，這就是根。男人混蛋女人放蕩，生命旺盛，敢愛敢恨，就像野蠻生長的高粱。

1984年冬，《紅高粱》完成。次年，《透明的紅蘿蔔》一發表，文壇就炸了。都不知道哪兒冒出來這麼個小子。還沒定過神來，1986年，《紅高粱》橫空出世，又狠狠地炸了一次。多年後，有人問兩獲茅盾文學獎的張潔，對八十年代文壇印象最深的事。

張潔說：“那必須是莫言了。”

那時，莫言的創作欲強得跟高粱生命力一樣旺盛。《紅高粱》發表後，他讀了《靜靜的頓河》，當即決定寫四部長篇，由《紅高粱》打頭，每一部30萬字，寫出高密鄉祖祖輩輩的傳奇，要寫得像《頓河》一樣蕩氣迴腸。莫言寫作激情已經到達了不可遏制的地步，為了寫《紅高粱家族》的後四部中篇，徹夜失眠，想起高密的抗日故事，甚至出現幻覺。

1985年，他寫信給哥哥說：

“我的創作慾望極強，恨不得把文壇炸平。”

莫言不知道，當時在湖北拍《大閱兵》的張藝謀和他一樣，創作激情也抵達頂峰，做夢都在拍電影，差的只是一個優秀的劇本。

終於，1986年，兩個年輕人相遇了。

03

在遇到《紅高粱》前，張藝謀也看過別的本子。其中有一個對越反擊戰的，本子非常紮實。思來想去，張藝謀還是沒拍，一是自己情緒沒被調動起來，二是題材敏感，張藝謀的經驗告訴他，這種東西，別碰。

對政治，張藝謀向來敏銳。他母親是大地主出身，父親有黃埔軍校的背景。在論出身的年代，這給他的成長造成了極大障礙。

由於出身不好，他連入團資格都沒有。學校裡填成分，張藝謀不知道怎麼填，回家問父母。父母把門關起來，嘆了半天氣。後來在紡織廠上班，每次開會，廠長說：

“不是黨員、團員的請出去。”

全場700人，盯著他一個灰溜溜地離開。

後來廠長也嫌麻煩，直接說：

“張藝謀你出去吧。”

張藝謀一路上都是夾著尾巴做人，從不敢張揚、出頭，凡事低調、謙虛。正因為如此，學會攝影后，他把內心壓抑的部分都轉移到了創作上，特別狂放、大氣。讀書時，陳凱歌看攝影系作品展，其中有一幅，百尺危崖上的一個青年肅然獨立，作幅長過一米，看罷只能長嘆。那正是張藝謀的作品。

第一次當導演前，張藝謀就暗下決心，要拍，就要拍最能張揚內心的作品。

莫言的《紅高粱》，正好像一顆子彈擊中了他。高密鄉狂野的氣息、男人女人們傳奇，讓張藝謀覺得，中國人活了幾千年，骨子裡是壓抑的。“我爺爺”和“我奶奶”就不一樣，這樣敢愛敢恨、肆意舞動的生命，才叫人。

張藝謀說，他要讚頌生命、渲染野性，要讓大家看看這個民族的活力。

於是乎，《老井》體驗生活剛結束，他就從山西坐火車到北京，又坐電車到軍藝。路上腳夾破了，全是血。張藝謀到了軍藝宿舍，拎著一隻鞋，大喊莫言。莫言就從廁所旁的屋子出來了。張藝謀說，我要拍你的《紅高粱》。心裡還打鼓呢，生怕莫言不給。

結果莫言不但給了，後來改劇本時還說：“你想怎麼改怎麼改，茅盾、巴金的小說要尊重原著，我的不用。別說讓‘我爺爺’‘我奶奶’在高粱地裡野合了，就是讓他倆在高粱地搞原子彈，我也非常支援你。”

《紅高粱》的經典畫面

為什麼相信張藝謀？

多年後，莫言說，因為當時他晒得面板黝黑，完全像個農民，一看見他，就想到了生產隊的大隊長，覺得特別親切。

拿下改編權後，張藝謀先回劇組拍片。由於不顧性命為藝術獻身，他把《紅高粱》拿給吳天明說想拍，吳立馬就答應了。

令張藝謀沒想到的是，《老井》拍完後，自己居然拿下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主，成為國內第一人。訊息傳來時，他正在高密拍戲，全劇組高興得把他擡起來往天上甩。畢業於北電、被分配到中戲工作的王志文聽了，說：

“我們學了四五年專業課，有毛用？”

王志文沒想到，成為國內首位國際A類電影節的影帝，還不算牛逼。

1988年，電影《紅高粱》要讓中國第五代導演，震撼全世界了。

04

其實，1984年《紅高粱》還沒寫完時，小說的訊息就已經傳開來了。

在文學還有地位的八十年代，各大編輯社搶稿是常有的事。那些註定要被載入中國文學史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收穫》《人民文學》這種重磅刊物發表的。

時任《人民文學》編輯、後來《三聯生活週刊》的主編朱偉聽說他要寫個抗日作品，早就打招呼：“記得留給我啊！”

結果一寫完，《十月》先一步拿走了。朱偉去拿稿，莫言說人家要拿我也不好拒絕。朱偉也是挺狂的，一個電話打給《十月》：

“莫言說好給《人民文學》的，你們怎麼能不講道德就把稿件拿走呢？文學界都這樣，那還有信義嗎？馬上把稿子給我退回來！”

張藝謀用800元拿下改編版權後，莫言不願意改，就請朱偉和陳劍雨幫忙。第一次談劇本，張藝謀從《老井》劇組趕到朱偉家。朱偉一直記得，在那間20平米的小房間裡，張藝謀眉飛色舞、兩眼放光、激動無比。

說起“我爺爺”和“我奶奶”，彷彿說的是自己的故事。張藝謀告訴朱偉，大面積的戰爭場面拍不了，就得把高粱給它拍到極致，一定要有漫山遍野的高粱，要讓日本騎兵拉著轆轤，把高粱全部碾成綠泥，然後，大雨傾盆，太陽出來，被碾倒的高粱化為血紅的海洋…

電影《紅高粱》裡如血的高粱

然而，當時高密鄉早就沒有高粱了。沒有怎麼辦？種！張藝謀說要在高密種一百畝高粱，吳天明二話沒說就打錢過去。由於財務上申請流程太慢，吳廠長直接跑到每個車間遊說，湊齊了這筆錢。要知道，當時《紅高粱》劇本剛出來，連審都還沒審。

吳天明敢這麼幹，不知要冒多大的風險。

那時，電影不叫《紅高粱》，叫做《九九青殺口》。主要是怕觀眾看了“紅高粱”三個字，會誤以為這是個農業科教片。高粱地弄妥後，張藝謀開始挑演員。“我爺爺”餘佔鰲是個土匪，讓姜文來演再合適不過。正好那時，上影廠有人說姜文演不了農民。姜文憋了口氣，想證明自己，馬上就答應了張藝謀。

至於“我奶奶”，可算費了番功夫。他們去中戲找人，先是看中了史可。本來都快定了，老師說：“我們還有個學生很不錯，現在在外面拍戲，很快就回來，你們再等等。”老師說的，就是在做學生實踐、參演電視劇《暑假裡的故事》的鞏俐。等了兩天，鞏俐出現在張藝謀面前，穿了一身鬆鬆垮垮的大衣服試鏡，外表清純，滿臉學生氣，完全沒有“我奶奶”的潑辣。

可說不上為啥，張藝謀就覺得鞏俐行。他把鞏俐帶回高密時，莫言看到青澀的姑娘，心裡直犯嘀咕：“完了，這電影要砸她手裡。”

然而，電影還沒砸，高粱先出了問題。

那年氣候差，沒雨水，高粱種下後，莫言回鄉一看，欲哭無淚。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那太陽大的，連蚜蟲都晒化了。急得張藝謀趕緊去縣委找人，批了5噸化肥。隨後，縣裡開會，要鄉里把高粱當“任務”。

一場雨下來後，7月下旬，電影如願開機。

05

1988年《紅高粱》摘獎後，許多人分析它為何成功，有的指向內涵意義，有的指向藝術形式。其實說到底，就倆字，年輕。

那一年，鞏俐22歲，姜文24歲，莫言32歲，張藝謀37歲。四個人裡，姜文資歷最老，一個是第一次演，一個是第一次拍，還有一個剛引起文壇注意。

拿副導演楊鳳良的話說：

“當時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沒有顧忌！”

為什麼沒有顧忌？還是倆字：純粹。

張藝謀也承認，拍《紅》的時候，就是想拍，要作品，要表達，沒有任何的雜念。什麼賺錢，什麼拿獎，哪兒想得到那麼多，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壓抑多年的情感噴出來。

楊鳳良的總結叫做：乾淨得一塌糊塗。

也正因為“純粹”，才有每個人的投入。鞏俐一進組，張藝謀就拿吳廠長訓練自己的方法訓練她。穿上大棉襖，除了騎驢、挑水，還要改變走路姿勢。一開始鞏俐只能挑空桶，張藝謀說那不行，拍出來不能晃悠。於是一點一點往木桶裡加水。挑到鞏俐肩都腫了，只能用毛巾墊住。一天天下來，等到開機的時候，鞏俐已經可以穿著大棉褲挑著水行走自如。

為了貼近角色，全劇組演員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晒黑。鞏俐也得晒，晒得臉上一層層脫皮。為了黑得快，姜文天天跑到河裡洗澡，洗了晒，晒了洗。所有人在意的都是如何塑造好角色，沒人會在意自己的形象。

當時，莫言拿到劇本一看，自己五六萬字的小說，劇本竟然才2萬字。等開機了，莫言才知道，光這2萬字，拍起來就不容易。“顛轎”那一場戲，紙上就幾句話，拍在電影裡，卻是5分鐘。拍攝的時間，更長。

《紅高粱》裡，為了表現高密鄉人的豪放、狂野，“顛轎”和“釀酒”兩場戲，最最重要。誰也不知道當年真實的顛轎是怎麼顛的。戲怎麼演，怎麼拍，全靠聊。

電影《紅高粱》裡的“顛轎”

最能聊的，一個是姜文，一個是張藝謀。

還在廣西拍《一個和八個》時，張藝謀就把何群、張軍釗聊趴下過。第二天怎麼拍，張藝謀非要夜裡提前把分鏡想出來。所有人都撐不住了，他還在苦思冥想。而姜文，是個戲痴，演《芙蓉鎮》時，為了瞭解主角內心，他前後採訪了50個右派，寫出來的人物傳記，比《芙蓉鎮》小說還厚。

老薑遇老張，兩眼淚汪汪。每天把劇組的人一個接一個都聊睡了，他倆還在那兒侃戲。“顛轎”怎麼顛，餘佔鰲喝醉酒闖九兒的房間怎麼闖，如何能野出一股生猛勁兒，都是他跟張藝謀一通宵一通宵侃出來的。

這期間，劇組曾到莫言的家裡聚餐。大家穿著戲服，在莫言家吃“拤餅”，卷蔥蘸醬，狼吞虎嚥，看上去和農民、土匪毫無二致。看熱鬧的鄉親過來交談，大家也都平易近人，完全沒有想象中的明星架子。

後來莫言的侄子想起來還說：“正是因為能把藝術作為至高的追求，把自己放得足夠低，才能深入人物的生活和內心，演什麼像什麼。”

電影《紅高粱》裡釀酒

也就是那天，張藝謀、莫言、鞏俐、姜文留下了那張珍貴的合影。當時，沒人能想得到，這四個年輕人，日後各自會有多麼牛逼。

別說什麼奧運會開幕式了，就連《紅高粱》拿獎，張藝謀也沒敢想。

那天，吃飽後，姜文一擡腿，“嘭”的一聲，莫言家唯一的暖水壺爆了。莫言見狀，機智無比道：“好兆頭！電影上映，肯定火爆！”

還真讓他給說中了。

06

對中國電影而言，《紅高粱》是一個分水嶺。

那之前，第五代導演的“探索片”，一直處在非常尷尬的位置上。

儘管看完他們的畢業作品，郭寶昌發出“中國要出大師”的感嘆，儘管《一個和八個》把老導演們嚇了一跳，儘管陳、張二人拍出一部《黃土地》，但在當時的觀影氛圍下，這些作品並不怎麼接近普通觀眾。

那兩年，中國觀影人次幾億幾億地往下掉，大家都蹲家裡看電視了。受整個八十年代“尋根”“反思”文藝風潮影響的第五代，一掌鏡就要探討民族、歷史、人文這樣巨集大深邃的主題。一般文化水平的老百姓，誰看啊。

1993年之前，中國各大電影廠作品由中影統購統銷。中影買了，拿給各地方看，看完，各地上報拷貝數，中影統一賣拷貝。

情況如何？大名鼎鼎的《黃土地》，拷貝賣了30個，《大閱兵》，40個，田壯壯的《盜馬賊》，7個，吳子牛的《晚鐘》，6個…

對比一下，1980年富有娛樂性的電影《神祕的大佛》，人家的拷貝數，是440個。

隨著80年代《上海灘》《霍元甲》等劇的湧入，普通觀眾對劇情刺激度的追求，日益上升。第五代導演在“形式”上做了重大突破，但在“故事”本身，一直遭受詬病。如果把當年的拷貝數換成市場票房來算，那些足夠被載入影史的文藝電影，基本上排著隊撲街。

就在這時，致力於幫年輕導演出頭的吳廠長，幫“第五代導演”開闢出了一條新路子。當初，《老井》送到電影局，局裡有人說，我要不是幹這行，我真不想看你這片子。結果，《老井》拿下國際大獎，訊息一出，回國後居然賣出了200個拷貝。那麼，如何能讓求新求變的“探索片”拍出來後不至於直接鎖進倉庫蒙塵，讓廣大人民群眾對它產生觀影興趣呢？

五個字：拿國際大獎。

1987年，陳凱歌拿著《孩子王》去柏林參賽，參到一半，退賽，跑去戛納了。當時是12月，報名11月截止。柏林的選片人很著急，希望能有一部中國電影頂上。就在這時，西影廠把《紅高粱》推薦了過去。張藝謀急急忙忙準備了資料，也沒敢多想。結果柏林那邊一看，非常高興，說這正是我們期待的電影。甚至有評委說：“這是近幾年我看到的唯一一部稱得上電影的作品。”

一切都來得那麼突然。1988年2月，《紅高粱》在柏林摘得金熊，成為中國首部在三大電影節上拿獎的片子。張藝謀見到了聯邦德國的總統。介紹中、美、蘇三國電影的節目，在歐洲播了整整7個小時。

中國人的電影，第一次在國際上受到如此巨大、廣泛的關注，出盡風頭。

訊息傳回國，上了《新聞聯播》，各大媒體盛讚。《紅高粱》一上映，票價從3毛一張漲到七八塊，賣了400多萬。全國人瘋了一樣排著隊去看。那火爆的景象，絲毫不亞於多年後造成巨大轟動的《戰狼2》。

莫言走在街上，四處都能聽見：

“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莫回呀頭。”

電影《紅高粱》裡的鞏俐，圖自豆瓣

就這樣，《紅高粱》不但讓“第五代”登上國際舞臺，也讓“探索片”稱霸了一回票房，一掃之前叫好不叫座的局面。37歲的張藝謀，用他藝術上的張揚、狂野和讚頌生命慾望的衝動，拿一部處女作，寫下了這段傳奇。

而故事，並沒有就此結束。

後來，那四個從照片裡走出來的年輕人，一個成為對中國電影影響深遠的大導演，一個成為要站著掙錢的電影鬼才，一個成為了國際級影后，一個成為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還有一個年輕人，戛納播他的電影時，侯孝賢看著看著睡著了。年輕人有點懊喪，覺得不是拍的不好，是別人不識貨。散會後，一個叫徐楓的女士找到他，對他說：

“我看了你的電影，非常喜歡，我手裡有個劇本，希望由你來拍。”

5年後，年輕人再次殺回戛納，摘下金棕櫚。

那部電影，就叫做《霸王別姬》。

07

《紅高粱》裡走出來的四個人，能一個個變得那麼牛逼，首先靠的，是命數。

命數是什麼？

就是當年北電在陝西全省13個紡織廠裡，只發了一個名額，偏偏就發到了張藝謀那個廠裡，但凡發給另一個廠，張就別想出頭；就是莫言因為跟武裝大隊長的兒子關係好，靠走後門當了兵，否則就得在棉花廠當工人；就是姜文有個好基友叫英達，是英達拖著他去中戲，這才有了四年專業訓練；就是鞏俐偶然去當了一次群演，被導演席與明認可，才放棄唱歌的執念，扭頭去北京考了演員。

但光有命數不行，你得能抓住機遇。

愛上攝影后，張藝謀三年省吃儉用買了臺“海鷗”。沒有師傅教，他就借書、抄書，攝影書字少，他愣是抄了幾十萬字，連抄三年，抄到理解為止。為了拍華山，他去了11次，因為不能請假，他星期六去，星期一回，48個小時不睡，在極端的痴迷中，用最簡陋的裝置，拍出了讓專業攝影師吃驚的作品。

寫出《透明的紅蘿蔔》前，莫言每天夜裡窩在倉庫裡寫稿。他每週上十幾節課，天天寫到深夜，肚子餓了就拿大蔥充飢，胃潰瘍、腸炎、痢疾、鼻竇炎，幾種病同時發作，頭髮掉了一大把，還是咬牙往寫下。沒有這樣的紮實的文字訓練和忍受寂寞的意志，他能在45天裡寫出40多萬字的《生死疲勞》？

姜文拍《陽燦》的時候，為了幾秒的畫面，把飛機重新刷了一遍，為了米蘭的一張照片，拍了上千個動態鏡頭；鞏俐演《秋菊》時，在鄉下吃、住，學會陝西話，給農民洗衣服，拍《菊豆》的時候，又把染布給學會了…

可見牛逼的人，也不是生來就牛逼的。

電影《紅高粱》，圖自豆瓣

當然，個人的奮鬥是重要的，歷史的程序，也不可忽略。《紅高粱》能成，四個年輕人能成，也有時代的原因。

跟莫言聊《歸來》時，張藝謀說：

“上世紀80年代，那個時代，我叫它人文時期，從創作者到受眾，都關注作品的文化內涵、歷史和情懷，那個時期，很可愛。”

那是一個怎樣的年代呢？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訪談錄》的封底上，列了80年代的常見詞：激情、反叛、浪漫、理想主義、啟蒙、人文、飢渴、天真、使命、真理、瘋狂…

那時候，朱偉騎著一輛自行車，能跑遍北京的作家圈，大家隔三差五地聚會，沒日沒夜地聊作品，看見一篇牛逼的小說，到處去打聽作者是誰；那時候，北京的搖滾人為了搞音樂，居然能吃一個月的麵條，一幫人有好工作不要，要跑到馬克西姆夜夜嚎叫。

那時候，顧城、北島他們去成都參加活動，居然被年輕人圍得走不動道兒，崔健在高校裡一開口，學生們激動得淚如雨下；那時候，一本《存在與虛無》，竟然可以賣到50萬冊，一小夥子手上拎著一本弗洛伊德，戀愛就談成了；王朔跟沈旭佳去玉淵潭游泳，遊累了，就坐在夜色中，數自己知道多少外國作家…

對於創作者而言，那是個火熱的年代。

想表達，想吶喊，想被人聽見。

電影《紅高粱》裡張揚、野蠻的生命力，就是那個年代文藝作品的縮影。

無數被壓抑的句子和狂想，終於在那一個個閃光的作品裡，集體爆發。

阿城寫出了《棋王》、餘華寫出了《十八歲出遠門》、蘇童寫出了《妻妾成群》、路遙寫出了《平凡的世界》、王安憶寫出了“三戀”；馬原在迷宮敘事、張承志在尋根、王朔在調侃、王二在黑色幽默；竇唯在錄音的前一秒，寫下《無地自容》的歌詞，田壯壯拍《盜馬賊》，愣敢說是拍給下個世紀的人看的…

多年後，莫言拿了諾貝爾獎，他說：“現在回過頭去看電影《紅高粱》，你們依然能夠感受到那個時候，年輕人創作時的那種激情。”

而隨著時間推移，等到了90年代，查建英的書封底就多了些“現實、利益、世故、市場、焦慮”之類的詞。1996年，80年代寫出《鏡中》的詩人張棗回國，北島說：“國內的聲色犬馬會毀掉你，回去你就會放棄詩歌。”

十多年後，張棗遇到詩人李笠，感嘆道：

“除了燈紅酒綠，還是燈紅酒綠。”

08

2018年，《紅高粱》修復版重映。

最終票房，僅40萬。

實際上，《紅高粱》之後，再沒有哪部具有探索性的文藝片能重現當年的觀影盛況，引起全民熱議。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過去，詩歌也好，文學也罷，都漸漸歸還於小眾的位置。文藝片，註定不會創造當年的票房神蹟。

2006年9月，賈樟柯憑藉《三峽好人》拿下威尼斯金獅。賈科長不信邪，非要把《三》安排到跟一部商業電影同期上映，並與製片人發生激烈的爭吵。製片人說，你要是敢在這時上映，票房會把你教訓得很慘。

賈科長說：“那就請允許我們殉情吧，我就是很好奇，我要看看，在這個崇拜‘黃金’的時代，還有誰會關心‘好人’。”

北影文學系畢業的科長很會用修辭，因為另一部電影，名叫《滿城盡帶黃金甲》。

至於它的導演，大家都知道是誰。

最後，《好人》的票房，31萬。不算通脹，還不如1988年《紅高粱》的十分之一。

拿國際大獎、回國製造轟動助推票房的路子，基本上讓第五代走完了。曾經功成名就的人，都開始走順應時代的路子。輪到第六代導演上臺，這招已經行不通了。

年初上映的《地久天長》，包攬柏林男女最佳主角。然而口碑炸裂，票房低迷。出品人以為能破6億，結果收了4500萬。

行不通，不是作品爛，是時代變了。

電影《紅高粱》裡充滿血性的男人

想當初，為了讓第五代登上歷史舞臺，西影廠的吳天明不知跟多少人叫板。《紅高粱》的橫空出世，有他一半的功勞。而其遺作《百鳥朝鳳》上映時，出品人方勵只能跑到網上下跪，哭著求大家去看看這部電影。

莫言寫《透明的紅蘿蔔》，其實原名叫《金色的紅蘿蔔》。是他的伯樂，徐懷中，把“金色”改成了“透明”，並促成了小說的發表。今年8月16日，徐懷中憑藉《牽風記》獲得第十屆茅盾文學獎。關注的人，想必也不多。

到底還是莫言通透，人家早說了：“社會需求不斷在變，純文學會一直存在，只不過由大眾走向小眾，這本身就很正常。”

確實，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主題。

不再有人關心那些過時的東西。

一個可愛的時代，總會在喧囂中遠去。

但時至今日，我還是無法忘懷莫言在《紅高粱家族》裡描繪的場景。他說，高密鄉的純種高粱早已經滅絕，剩下的是漫山遍野的雜種高粱。這種高粱，空有高粱的名稱，卻沒有高粱挺拔的高杆、輝煌的顏色。

它們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靈魂和風度。

在滿是這些雜種高粱的世界裡，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迅速進化著，各自奔向自己的價值系統裡確定的完美境界。

並最終，遺忘了真實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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