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詩作於晉安帝元興二年(403年),當時陶淵明三十九歲。此前二年,即隆安五年(401年),陶淵明似曾出仕於江陵,旋丁母憂歸家。這首詩即丁憂家居時之作。
陶敬遠是陶淵明的同祖弟,其母與陶淵明的母親又為姐妹;先陶淵明卒,陶淵明有《祭從弟敬遠文》祭之。文中可見兩人飢寒相共、志趣相投的密切感情。作詩當年,陶敬遠二十三歲,同陶淵明住在一起,並一道讀書躬耕。然而一年的收穫不足自給,使他們過著貧困飢寒的生活。作詩當月,桓玄篡晉稱楚,把晉安帝遷禁在淵明的故鄉尋陽。這是一場政治上的大變局,此詩是在這種背景下寫的。
作者:佚名
題中的癸卯歲,是公元403年(晉安帝元興二年),陶淵明三十九歲。先二年,公元401年(安帝隆安五年),淵明似曾出仕於江陵,旋丁母憂歸家。這首詩即丁憂家居時之作。敬遠是淵明的同祖弟,其母與淵明的母親又為姐妹;先淵明卒,淵明有文祭他。文中可見兩人飢寒相共、志趣相投的密切感情。淵明這首詩借贈敬遠以自抒情懷。作詩當月,桓玄篡晉稱楚,把晉安帝遷禁在淵明的故鄉尋陽。這是一場政治上的大變局,詩是在這種背景下寫的。淵明不是對於世事無所動心的人,但處在當時東晉統治階級自相爭奪嚴重的險惡環境中,他只能強作忘情,自求解脫。解脫之道,是守儒家的固窮之節,融道家的居高觀世之情,但又不取儒家的迂腐,道家的泯沒是非。
“寢跡”四句,寫自己隱居家中,銷聲匿跡,與世隔絕,四顧沒有知己,只好白天把“荊扉”(柴門)長閉。“寢跡衡門(指陋室)”,並不是淵明本懷消極,是被黑暗世局迫成的。“邈與世絕”,實際是“絕”不了的;“邈”更難說,安帝就被禁近在咫尺的尋陽。複雜的情懷,堅苦的節操,“莫誰知”倒是真的,就詩篇來說,只把敬遠除外。這四句轉折頗多,故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評為:“一意一轉,曲折盡致”。起四句敘事,接下去四句寫景。景有“悽悽”之風,“翳翳”之雪。“悽悽”來自“歲暮”,“翳翳”由於“經日”,輕淡中字字貼實。四句中由風引起雪,寫雪是重點,故風只一句,雪有三句。“傾耳”二句,千古傳誦,羅大經《鶴林玉露》說:“只十字,而雪之輕白虛潔盡在是矣。”查慎行《初白庵詩評》說:“真覺《雪賦》一篇,徒為辭費。”《采菽堂古詩選》說:“寫風雪得神。”其妙處在輕淡之至,不但全無雕刻之跡,並且也無雕刻之意,落筆自然而興象精微,聲色俱到而痕跡全消,不見“工”之“工”,較後人一意鋪張和雕刻,能以少許勝多許。“勁氣”四句,緊承風雪敘事:寫寒氣侵衣,飲食不足,屋宇空洞蕭條,沒有什麼可娛悅的。一“勁”字備見凜冽之狀;“謝屢設”三字,以婉曲詼諧之筆寫窮困,尤饒達觀情趣;“了無”撇掃之詞,束上啟下。“歷覽”八句,議論作結:屋內外一片嚴寒(暗包政治氣候),事無“可悅”,唯一的排遣和安慰,只有借讀“千載書”,學習古代高人志士的“遺烈”;“遺烈”兩字,偶露激情。“高操”兩句,又出以詼諧,掩抑激情。有人說這是諷刺當時受桓玄下詔褒揚的假“高士”皇甫希之之流,實際上還包含作者不願為司馬氏與桓氏的爭奪而去殉“臣節”的意思;假高、愚忠,俱不屑為。“固窮”自守,本無以此鳴高之意,故自嘲此節為“謬得”。詼諧中表現了堅貞與超脫的結合,正是前面說的對於儒道精神很好的取捨與結合:是非不昧,節行不辱,而又不出於迂拘。仕進的“平津”(坦途)既不願再走,那麼困守“衡門”,就不自嫌其“拙”了;不說“高”,又說“拙”,正是高一等,超一等。“寄意”二句,才寫到贈詩敬遠的事,說“寄意”於“言外”,只有敬遠能辨別此心“契合”之道,歸結詩題,又露感慨。黃文煥《陶詩析義》說這八句,轉折變化,如“層波迭浪”,庶幾近之;但更應該說這“層波迭浪”表面上竟能呈現為一片寧靜的漣漪。
此詩前半敘事、寫景,後半議論,俱以情滲透其中。儘管事寫得很簡潔,景寫得傳神入化,議論很多;但終以情為主,而情偏沒有直接表露。把悲憤沉痛和堅強,變成閒淡樂觀和詼諧,把層波迭浪變為定流清水,陶詩的意境,自然達到了極頂的深厚和醇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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