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
譯文
我離開家鄉到了五嶺之外,經過了一個冬天,又到了春天。因為交通不便,我和家人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聯繫了。現在我渡過漢江趕回家鄉去,不知為何離家越近,心情就越緊張。因為怕傷了美好願望,以致遇到同鄉,也不敢打聽家鄉情況。
註解
嶺外:大庾嶺之外,就是廣東。
作者:佚名
此詩一說作於宋之問神龍二年(706年)途經漢水時。宋之問媚附武則天的男寵張易之,武氏去世後,唐中宗將其貶為瀧州參軍。瀧州在嶺南,唐時,屬於極為邊遠的地區,貶往那裡的官員因不適應當地的自然地理條件和生活習俗,往往不能生還。神龍元年(705年)十月宋之問過嶺,次年春即冒險逃回洛陽,途經漢江(指襄陽附近的一段漢水)時寫下了此詩。
另一說,此詩是李頻由貶所瀧州逃歸洛陽,途經漢江(指襄陽附近的漢水)時所作。
參考資料:
1、
顏邦逸 趙雪沛.大學生人文素質教育教材·文學作品賞析.哈爾濱:哈爾濱工程大學出版社,2004:110-112
2、
(清)蘅塘退士選編.唐詩三百首精譯賞析.北京市: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90
作者:佚名
宋之問從瀧州貶所逃回家鄉,經過漢江(也就是漢水)時,寫了這首詩。宋之問的家在鞏縣,漢水離鞏縣,雖然還有不少路,但較之嶺外的瀧州,畢竟要近得多,所以詩裡說"近鄉"。詩的語言,極為淺近通俗,但乍一讀,仍不免會有疑惑。一個離開家鄉已逾半年的遊子,能踏上歸途,自當心情歡悅,而且這種欣喜之情,也會隨著家鄉的越來越近而越來越強烈。宋之問卻偏說"近鄉情更怯",乃至不敢向碰到的人詢問家人的消息,這豈非有點不合情理?
要解開這一疑團,必須重視詩的前兩句,它們提供了必要的線索。詩人在到達貶所後,即與家人斷絕了聯繫,且已持續了半年以上。在這種情況下,詩人的心境如何呢?詩中似未明言,其實不然。"近鄉情更怯",說明詩人早巳"情怯"。對家中情況的一無所知,使詩人的思慮中,增加了不安和疑懼:親人們是否遭遇到什麼不幸呢?空間的阻隔,時間的推移,使這種不安和疑懼,日趨沉重地鬱結在詩人的心頭。渡過漢水,離鄉日近,但心中的恐懼也越來越沉重,因為不祥的猜測,有可能即將被證實。"不敢問",不是"不想問",詩人也想能儘早知道家人的消息。不過,假如能聽到好消息,固然會無限欣喜,但萬一相反呢?那麼,期待著與家人團聚的喜悅,豈不將被這無情的消息一下子所粉碎?與其如此,不如聽任這模糊不明再持續下去,因為畢竟還存在著一切皆好的希望啊。這種想問而又不敢問的矛盾心理,反映了詩人焦慮痛苦的心情。大詩人杜甫在戰亂中與親人分離,又音信不通,在《述懷》一詩中,寫了這樣幾句;"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儘管詩人的身份不同,造成音書慚絕的原因不同,但矛盾痛苦的心情卻完全相同。當然,這種獨特的生活體驗,不會人人都有;但這種特殊微妙的心理狀態。卻是大家都能理解,真實可信的。看似不合情理,其實只是情況特殊而已。
以上這一思索,理解的過程,可以使我們對這首詩巧妙的抒情藝術,有更深刻的體會。詩人在用逐層遞進的追述,交代了背景之後,立即直抒胸臆,不加保留地傾訴出矛盾心理和痛苦心情。但是,讀者卻必需經過一番認真的咀嚼,才能感受到這種特殊的心理狀態,達到與作者的心靈溝通。這種高度簡潔的抒情手法,使作品用最省略的語言,獲取了極為深遠的藝術效果。
作者:佚名
這首詩是宋之問(此詩作者一說是李頻,此從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唐詩鑑賞辭典》)從瀧州(今廣東羅定縣)貶所逃歸,途經漢江(指襄陽附近的一段漢水)時寫的一首詩。詩意在寫思鄉情切,但卻正意反說,寫愈近家鄉,愈不敢問及家鄉消息,擔心聽到壞的消息,而傷了好的願望。語極淺近,意頗深邃;描摹心理,熨貼入微;不事造作,自然至美。
前兩句追敘貶居嶺南的情況。貶斥蠻荒,本就夠悲苦的了,何況又和家人音訊隔絕,彼此未卜存亡,更何況又是在這種情況下經冬歷春,捱過漫長的時間。作者沒有平列空間的懸隔、音書的斷絕、時間的久遠這三層意思,而是依次層遞,逐步加以展示,這就強化和加深了貶居遐荒期間孤孑、苦悶的感情,和對家鄉、親人的思念。“斷”字“復”字,似不著力,卻很見作意。作者困居貶所時那種與世隔絕的處境,失去任何精神慰藉的生活情景,以及度日如年、難以忍受的精神痛苦,都歷歷可見,鮮明可觸。這兩句平平敘起,從容承接,沒有什麼驚人之筆,往往容易為讀者輕易放過。其實,它在全篇中的地位、作用很重要。有了這個背景,下兩句出色的抒情才字字有根。
宋之問的家鄉一說在汾州(今山西汾陽附近),一說在弘農(今河南靈寶西南),離詩中的“漢江”都比較遠。所謂“近鄉”,只是從心理習慣而言,正像今天家居北京的人,一過了黃河就感到“近鄉”一樣(宋之問這次也並未逃歸家鄉,而是匿居洛陽)。按照常情,這兩句似乎應該寫成“近鄉情更切,急欲問來人”,作者筆下所寫的卻完全出乎常情:“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仔細尋味,又覺得只有這樣,才合乎前兩句所揭示的“規定情景”。因為作者貶居嶺外,又長期接不到家人的任何音訊,一方面固然日夜在思念家人,另一方面又時刻擔心家人的命運,怕他們由於自己的牽累或其他原因遭到不幸。“音書斷”“復歷春”這種思念隨著擔心同時的到來,形成急切盼回家,又怕到家裡的矛盾心理狀態。這種矛盾心理,在由貶所逃歸的路上,特別是渡過漢江,接近家鄉之後,有了進一步的戲劇性發展:原先的擔心、憂慮和模糊的不祥預感,此刻似乎馬上就會被路上所遇到的某個熟人所證實,變成活生生的殘酷現實;而長期來夢寐以求的與家人團聚的願望則立即會被無情的現實所粉碎。因此,“情更切”變成了“情更怯”,“急欲問”變成了“不敢問”。這是在“嶺外音書斷”這種特殊情況下心理矛盾發展的必然。透過“情更怯”與“不敢問”,讀者可以強烈感觸到詩人此際強自抑制的急切願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這種抒寫,是真切、富於情致和耐人咀嚼的。
宋之問這次被貶瀧州,是因為他媚附武后的男寵張易之,可以說罪有應得。但這首詩的讀者,卻往往引起感情上的某種共鳴。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表達思想感情時,已經捨去了一切與自己的特殊經歷、特殊身份有關的生活素材,所表現的僅僅是一個長期客居異鄉、久無家中音信的人,在行近家鄉時所產生的一種特殊心理狀態。而這種心理感情,卻具有極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形象大於思維的現象,似乎往往和作品的典型性、概括性聯結在一起。這首詩便是一例。人們愛拿杜甫《述懷》中的詩句“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和這首詩作類比,這正說明性質很不相同的感情,有時可以用類似方式來表現,而它們所概括的客觀生活內容可以是不相上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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